北宋名臣范纯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从政五十余年,元祐时期是范纯仁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曾两度拜相。元祐时期党争激烈,范纯仁力主反对两党之间的相互倾轧,致力于两党的调和,以营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范纯仁深受其父及家庭环境的影响,一生奉行节俭、忠孝、仁恕的处事原则,他为官骨鲠敢言,不畏强权。宋神宗变法之初,他坚决抵制变法,上疏弹劾变法派领袖王安石。范纯仁认为对待变法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变法不能操之过急。治理国家应该以圣人之道教化民众,“无为而治”才是富国强兵之道。元祐之初,由于哲宗皇帝冲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垂帘伊始,高太后为顺利接管政权,迅速起复了在野的旧党成员。由于北宋一贯的政治传统,垂帘之前的高太后几乎没有参与过国家的政治,因此高太后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高太后之所以起复旧党只是为了消弭神宗朝新党旧臣的政治影响,建立自身的政治权威,而与新党处在对立面的旧党,便成了高太后的最佳之选,此时的范纯仁也随着旧党的起复而进入了权力中枢。在旧党领袖司马光“以母改子”倡议下,陆续对新法进行废黜、修改,同时罢黜新党官员,拉开“更化”大幕。但高太后在全面掌控政权之后,为平息新党成员的怨愤,也释放出了积极缓解两党矛盾的信号。高太后在驱逐了新党执政的首脑人物之后,便对新党官员进行拔擢,之后又在范纯仁的建议下颁布了“务全大体诏”,来缓解两党之间的矛盾。但由于台谏官的激烈反对,诏书在最后删去了“言者勿复弹劾”六字,使诏书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旧党为了进一步打击新党,巩固元祐政局,旧党利用吴处厚笺注的蔡确诗与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废立问题上的传言,罗织了“车盖亭诗案”。诗案发生后,范纯仁并没有看清高太后重责蔡确的真正用意,极力为蔡确辩护,并反对在处理蔡确问题上旁及他人,力陈朝廷无党。随着哲宗年齿日增,亲政之日的临近,高太后与部分旧党大臣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哲宗亲政之后国策反复的可能。因此,在元祐后期部分旧党宰执为元祐政局的持续及自身命运的考虑,为弥合两党“旧怨”,而提出了“调停”,但由于旧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攻讦,最终“调停”之论搁浅。哲宗亲政后迅速起复新党,尽废元祐之政,开启了绍述神宗的全新政治格局。范纯仁调和两党的政治实践最终落败,北宋后期的政治格局最终进入了残酷的两党交互倾轧的循环模式。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和自我意识,他们上承先贤之道,下为富国强兵,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范纯仁以“忠”、“恕”为核心的忠孝观,“安民”为主旨的民生观,“才德兼复”为标准的人才观的形成不仅源于范氏家学,更是通过几十年浸润着“祖宗之法”的政治实践铸就的。在范纯仁的政治实践中,一直致力于两党的调和。在历史上他被划分为旧党,但在元祐时期他因营救蔡确被旧党排挤,哲宗亲政后又不容于新政被新党打压。由于元祐时期旧党率先开启了残酷打击新党的斗争模式,使得北宋中后期的朋党之争日趋剧烈,两党阵容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在此期间士大夫中间也出现了调和两党的声音,他们或为国家、或为个人前途命运,在北宋中后期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微弱的声音并不能让两党走向和谐共生的轨道,更不能影响北宋中后期政治的走向。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新、旧两党纷争不断加剧,两党调和的设想最终破灭,北宋中后期政治宿命般走向了两党交攻、循环更替的怪圈。这就注定类似徽宗即位之初的“建中靖国”之政这种意在两党参用和谐相处的政治模式,只能是昙花一现,其结局终将为两党所不容。通过对元祐政局的分析,观察这些在政见上持温和态度的官员的政治思想,对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政治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