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一大批华裔作家的崛起。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从文化的冲突、对话和超越等动态的发展层面出发来分析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在国内，美国华裔文学长期以来少有人涉及，在国内学者的美国文学史一类的专著中都少有提及甚至只字不提。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但迄今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也不超过10篇，且都只是对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某一短期内的一批作品或作家，或某一时期的零星、局部的综述、评介或研究。把美国华裔文学从其起源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都是第一次。　　美国华裔作家群20世纪末在美国文坛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后的结果。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美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孕育了丰沃的土壤，外来民族的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求同存异，既丰富了美国主流文化，又部分地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特色，从而合力形成了与美国主流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　　从文学上来看，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美国文坛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白人的一统天下，有色人种在其中的声音极其微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美国犹太文学、黑人文学等逐渐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当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亚裔美国人的声音在美国社会渐渐响起的时候，美国亚裔文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其中又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成就最为突出。　　美国华裔作家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对比—发现—再创造的过程;他们的作品则标志着从分离和异化逐渐走向调和，乃至为自己重新定位的转变，实现了肯定的自我创造，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种族根源完全地予以否定。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华裔作家对待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一个从对立、冲突，走向对话和超越的过程。　　首先，中西文化的冲突正是西方霸权主义文化观的流行与泛滥的结果，它造成了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歧视和误解，而这种歧视和误解（反过）来又造成了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就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轨迹而言，文本中所表现的文化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西方充满偏见的文化观人为造成的现象。其次，随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各民族文化展开了交流与对话。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间的对话是在多种层面上展开的。这是因为，处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美国华裔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很难精确地区分在中国或美国，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形成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地方。而美国尽管从许多方面吸引着他们，但他们毕竟不能完全融合于其中。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白人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移民视为他者;美国华裔作家（作为华裔美国人）往往也把中国和本土的中国人视为他者，并且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异己感;第一代移民又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女和本土的中国人都视为他者。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文化，他们是一个“他者”，对于美国文化，他们也是一个“他者”，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为“他者”然而，正是在这许多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的身份定位中，中西文化之间展开了多方位的对话和交流。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展现在真正平等的层面上，西方文化中心论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戴维·王·路易所说:“亚裔美国人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在边缘写作，诉说边缘人的经历和体验。”最后，美国华裔作家在20世纪末，顺应了美国文坛上少数裔作家普遍的超越“文化认同”主题的大潮，开始回避“文化认同”的问题，摆脱了以往的那种强烈的身份焦虑，纷纷采用一种自愿的“流亡者”身份来写作。他们在创作中所自觉采取的“流亡”姿态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文学”的特质，为世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总而言之，由于美国华裔作家既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又处于帝国主义文化中心的局外或边缘，他们就能够更加容易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美国华裔作家，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帝国主义中心的文化和语言霸权提出了挑战。而且，他们笔下所实现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创造性沟通也使得处于边缘的中华文化迈向了多元文化的大型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