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开始,微博反腐成为当下中国的持续热点话题和显著的网络政治现象。微博反腐现象是中国公众网络参与经过20年发展历程的累积,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的总爆发。网络参与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微博反腐是中国公众网络参与的重要内容,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微博反腐现象反映出网络信息时代下当代政府的政策议程设定的新特点。本文着重分析潜在因素与反腐行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反腐行动?这些因素在当下中国是如何影响反腐行动的?本文建构了沟通视角下的微博反腐影响因素研究框架,以实证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当下中国微博反腐个案进行分析。本文参照了“多源流”议程设定模型,发展了分析框架。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公众的沟通能力和政府的沟通意愿是影响着反腐行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金登从政策议程的三个方面,建构了“多源流”议程设置模型,微博反腐过程与政策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类比问题源流,一个反腐微博的产生由公众发现问题而产生,经过微博平台的发酵、传播,有的被政府所接受,经过立案调查的程序,被举报的官员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公众的沟通能力影响着公众的意见表达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政府的沟通意愿是影响微博反腐行动的政治环境的集中体现。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具体来说,公众的沟通能力表现为公众在网络参与中能否以理性方式表达意见,存在真实有效、逻辑清晰,证据充分三个层次。政府的沟通意愿表现为政府在处理反腐个案过程中的回应是否主动、及时,即回应力。影响因素如何发挥影响作用,从宏观层面看,根据新公众服务理论,政府的作用并不在于“掌控社会”,而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公众的理性沟通是公众政治参与中角色转变的体现,公众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表达利益诉求,与政府沟通协商,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的作用是把合适的参与者集中到谈判桌前进行磋商和谈判,或者作为中间人促成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更需要政府与公众主动沟通,积极回应。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府与公众是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两个主体,沟通的顺畅达成,需要既具有良好的沟通意愿,又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因为公众的网络参与热情较高,所以沟通意愿是很强的,政府的沟通能力是较为稳定的。公众沟通能力与政府沟通意愿是影响沟通是否顺畅达成的因素。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即使是在政府沟通意愿比较弱的情况下,公众也可以通过沟通能力的提升,把握好时机,达成反腐效果。这表明理性的政治表达可以带来实质性的效果,中国的威权体制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的,微博舆论监督模式是能够发挥出反腐效果的,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提升公众与政府的沟通意愿和沟通能力,补充权力有效监督的空白,推动政治领域向现代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