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之间的不适性进一步加剧,许多人工智能引发的刑事犯罪问题,现行刑法已无法有效解决。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危害后果应采取怎样的刑法规制措施,各国理论及立法上均无统一的认识。需着眼于现实和未来对人工智能的刑事犯罪有针对性的提出刑事立法建议和解决措施。人工智能刑事犯罪相比较于传统刑事犯罪出现了质变。法学界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者的犯罪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也不同。弱人工智能不具有自主性,是“犯罪工具”。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趋势,现阶段以弱人工智能为主,表现为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领域呈现多发趋势以及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犯罪。法学界对于强人工智能体是否能够成为刑法上的刑事责任主体,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论。强人工智能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一问题,是未来刑法学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因为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对以“人”为中心的刑事责任主体的传统刑法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这个问题具有基础性,将从全局影响后续刑法理论的发展。论证强人工智能体是否有“自由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存在问题。现行刑法已规定的相关罪名中不包括人工智能犯罪产生的新行为,或者是对于新出现的人工智能犯罪现行刑法缺乏与之相应对应的罪名。面对人工智能犯罪带来的挑战,现行刑法并未失去作用。行为人以人工智能为工具实施的犯罪,可追究其故意责任。人工智能的生产者或者使用者违反了注意义务的,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过失责任。对于人工智能犯罪应树立前瞻性和预防性立法原则,新增法条要与现行刑法相协调,还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注重平衡人工智能犯罪风险与科技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现行刑法可以规制的相关人工智能犯罪,出台相应的立法、司法解释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对于现行刑法无法规制的人工智能犯罪应通过立法新增相关的罪名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