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卷入高等教育的受众面涉及广泛,大学与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分割,大学与社会走向一体化,社会广泛参与大学治理成为普遍要求。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5年达到了 40%,进入大众化后期阶段,预计在2018-2022年之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即将面临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普遍要求。另外,中国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要"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如何构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是当今中国大学治理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实现普及化以来,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已走向稳定而成熟。因此,分析和研究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实践经验和运作规律,可为中国即将到来的普及化阶段的大学治理变革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解释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适切理论,它们分别从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阐释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内在逻辑合理性。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问题的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从市民社会中界定大学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来源,第三条道路理论阐释了社会参与思想的来源,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吻合了大学这一现代机构的组织特性。运用市民社会理论提供的四分框架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界定的社会参与主体类型,借鉴社会参与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概念清晰地界定为,基于政府、市场、大学、社会四分框架下的市民社会中的大学利益相关主体,通过个体或一定的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学术社团(学会、协会、研究会)、基金会、媒体组织等,介入大学决策、监督、评价等事务,以使大学达到"善治"状态的行为。借鉴社会参与理论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从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来评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美国公立大学自诞生以来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经历了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公立大学初创时期、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一类重要的社会参与主体出现。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制度自然发生后,历经两百多年的缓慢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考察分析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第一,每个时期的大学治理都是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大学共同参与下的治理。第二,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产生机制、参与内容和发挥作用不同——公立大学初创时期,董事会的参与是伴随公立大学的诞生而产生的,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公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全权负责大学的一切事务;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产生并发展壮大,在参与大学治理以维持大学这一组织机构的学术性上发挥重要影响,影响内容涉及一切学术事务;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社会公众在"阳光法案"的保护下以各种形式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中来。第三,不同时期各参与主体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初创时期董事会占主导地位;形成时期大学(校长)一度发挥主导作用;大众化后政府、社会和大学参与力量基本走向均衡,共同参与,多元共治。整个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历史阶段,遵循大学发展的认识论逻辑,从参与深度的发生顺序上看是沿着共同决定——咨询——知情的参与阶梯呈"下延式"发展,是"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为个案,来考察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现实状况,从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讨论分析了大学董事会和大学咨询委员会两个组织的成员组成和工作内容以及大学校长遴选事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和个体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的治理中来是美国民主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和做法,参与主体分布广泛,参与渠道丰富多样,参与深度已达参与阶梯——知情、咨询、共同决定——的最顶端,参与效果各方满意。最后,在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历史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即政府参与受限制、社会参与无边界、大学自治有限度、多元共治显特色;分析讨论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所充分体现的多元价值即自由、忠诚、平等、卓越,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即自由与忠诚、平等与卓越的矛盾。美国公立大学的多元价值诉求正是在这种多元矛盾冲突中逐渐优化而达到平衡的,优化和平衡的结果使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各自价值诉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缺少了社会参与,现代大学中的多元价值将无法完整表达。本文还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治理权力变迁的过程,发现大学治理由中央控制向社会参与转轨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制度供给;通过大学章程文本的考察,发现近年来中国大学治理中已经实质性地出现了社会参与的成分,但是目前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深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社会参与阶梯的最底端——知情层次的社会参与还不够完善,咨询层次的社会参与才刚刚起步,共同决定层次的社会参与还没有发生。比较美国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可以发现,美国公立大学是在分权体制、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社会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社会参与,中国大学则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生机制类型即美国的自然生长型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