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利政策——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通过异质资本的相互融合,优化股权结构,使异质资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股权虚置、控股股东“一股独大”以及代理成本这些问题仍会导致企业投资效率低、经营绩效差,所以这些问题急需解决。当前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引入异质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直接影响,而本文将站在非国有股东的角度,探究在国企引入异质资本与原国有资本形成制衡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两类代理成本、政策性负担三条路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将对后续混改中政策方向制定、矛盾解决起到理论借鉴。针对国有企业混改研究背景,本文构建了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作用机制的框架,以Richardson投资模型为研究基础,通过对2009-2020年参与混改的共378家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及稳健型检验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显著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本文通过进一步引入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和政策性负担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三个中介变量均存在中介效应,即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分别通过抑制三个中介变量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考虑到国有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本文分别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国有企业进行异质性检验,并采用Suest进行组间系数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东、中部,西部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程度更大,与其他两地区产生显著差异。本文的创新之处:创新探究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以往对非国有资本引入的研究,多基于不同股权资本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直接影响。本文站在非国有股东制衡的角度,从两类代理成本及政策性负担三方面探究影响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为国企多元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借鉴;创新投资效率模型。以往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多直接套用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但考虑到西方资本市场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参考我国市场及国有企业特点对模型进行部分修正;创新构建衡量混合所有所有制改革的新指标。不同以往学者直接采用异质股权持股比例分析,本文创新采用异质股权与国有股权制衡度探究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建立现代化企业内部治理体系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