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文学与科举制度特别是行卷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初的举子在行卷时需要遵循许多已有的程序和必要的礼节。行卷程序并不是完全不变的,从太祖至真宗年间,行卷程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举子在行卷时需要注意信笺、见面礼、着装等事项。从唐代至宋初,卷轴装是行卷文本的主要装式,这种装式对行卷作品的保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行卷对举子与先达之间的交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交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对后来柳开、王禹偁所领导的古文复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诗和赋是宋初行卷文卷中的主要文体。流传至今的宋初行卷诗作不多,仅有十余残句。从中,我们发现“摘句褒贬”是先达品评举子诗作的主要方式,先达们品评诗作的具体标准有诗句宜雅、不宜发“怨”以及作品中所蕴涵的气度等方面。总的来说,宋初行卷诗作的创作水平差强人意,行卷没有对宋初诗歌创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行卷风气在宋初王、柳古文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行卷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其一,虽然此前举子较少用古文行卷,但古文复兴之前文坛对古文的态度是相当包容的；其二,行卷信笺在古文运动中作用巨大,王柳推广古文写作、宣扬古文价值大都利用行卷信笺这一“空间”,同时行卷还增进了古文家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古文士人群体的形成；其三,王柳利用行卷宣传古文,但行卷风气带有功利性的一面,虽然古文写作在王柳的传扬中兴盛一时,但由于朝廷科举选士标准的调整,古文逐渐失去了举子们的青睐,这是王柳古文复兴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行卷风气消亡的主要原因是“糊名”、“誊录”的实施。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具体体现,是宋初科举制度改革的必然。我们认为,宋初科举改革的主线是抑制仕宦子弟对仕途的垄断,而这一问题在真宗年间设立的“别头试”中已经得以解决。宋初并没有专门针对行卷的改革措施。行卷的消亡有另一些具体的历史背景：宋初科举注重“采誉望”,即录取结果的公信力,这是行卷得以依附于科举制度的基础。由于真宗年间省试规模的膨胀,不仅使得“采誉望”难以实行,也使统治者不得不转而关注科举考试过程中的公正性。这种转变是实施“糊名”、“誊录”的直接原因,也是行卷消亡的深层次历史原因之一。此后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投卷”实际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庆历以后,社会上依然有“投卷”的风气,但这些“投卷”已经丧失了科举制度语境下的具体意义。我们暂且将这些“投卷”称为“庆历以后的投卷”,这些“类行卷”包括“两宋的官员升迁投卷”、“两宋文人交际投卷”、“贤良进卷”等,它们大多在行卷消亡之前就已经存在。对宋初文学与行卷关系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行卷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对宋初文坛的交际互动方式、两种不同科举制度模式的设想进行讨论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