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研究的主题是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主要的观点是,解读这一时期的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画地为牢”,对于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而言,忽略了“国家”的因素而理解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无疑是隔靴搔痒,因为少数族群的历史脉络完全内嵌在“国家”制度与“话语”之中。因此,理解近代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仅仅局限于回族社会内部的分析则无法窥见其历史本真,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宏观语境下来解读。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前期,整个中国社会处在“周期性大循环”与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陈代谢”的历史流程中,从师夷长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改良到革命建国,救亡图强成为中国人跨世纪的主题和理想,也成为推动历史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在强势的西方民族主义语境下,在从“天朝大国”到“万国边缘”的沦陷中,在王朝的废墟上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又与清代回族遭遇的血腥历史境遇这一微观背景息息相关。所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为回族社会文化变迁准备了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动力。同时,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有了亲密的接触。特别是中国的回族与早先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有了更多更广的交流,而此时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正澎湃着强劲的救亡图强的伊斯兰维新思潮和改革运动,这种“同是天下沦落人”的历史境遇和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理解,使这一来自伊斯兰“文化中心区”的宗教维新思想资源直接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思想武库和启蒙。因此,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既是中国大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又是我们透视大社会变迁的一扇橱窗。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回族社会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