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凝聚起中华各民族的磅礴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之际,研究百年前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大家——梁启超的新民-国家政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任何政治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政治思想家对现实政治现象的思考。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实践家与政治思想家二重身份角色交织的风云人物,面对着被传统儒家士大夫奉为圭臬的天下国家观念信仰破产以及国破家亡的现实环境,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实践过程当中,同时以一个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领会、宣传西方的政治思想,并试图参照他国之政策来构建我国之新政。然而,今天当我们再次用历史望远镜倒转的方式来对梁启超政治实践过程和政治思想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任公的政治实践总体是失意的,但是其政治思想内核却依旧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任公的政治思想贡献远大于他的政治行动贡献。政治行动的总体失意和黯淡并不能湮灭其政治思想的耀眼光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毕竟对于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士大夫来说,面对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够从传统的天下文化主义思想窠臼中跳脱而出转向为积极、进取的现代国家主义思想,梁是近代当之无愧第一人。今天,当我们再次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进行考察时,由于复杂多变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导致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仍然是其政治思想呈现的突出表象,但是这样的表象始终掩盖不了的是其紧密围绕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实质。基于此,梁启超提出了一整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大到国家政治设施建设,小到国民价值观念塑造。然而,在围绕核心进行过程设计建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从个体民到群体族再到一体国是梁氏整个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一条主线和脉络。应该说,梁启超整个政治思想大厦建构的逻辑主干就是从作为个体的民出发,将其作为政治大厦建构的砖块式角色,国家有机体培育的细胞性定位。这样的民不仅具有现代化观念,更兼具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内核,他将其称为“新民”。就新民培育而言,相较于严复略为保守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梁启超有着一套自下而上且尊重民主体性的理论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梁的新民兼具两重含义,一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大学》”之民,二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是具备现代国家意识的新民。在民的基础上,梁提出了群的概念,这在其《说群》当中充分体现,尽管其尚未明确提出由新民组成新民族,但是其群的思想明显就是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而群的基础就是个人。1902年,梁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同时也标志着其民族群的观念逐步从狭隘的亲汉排夷的小民族主义转向汉夷皆华夏的现代民族主义。虽然与梁同时代的同作为改良派的杨度以及与梁纠缠颇多的革命派的中山先生也借用了这一概念,但是从站在各自立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梁的中华民族概念却是最早显现出了现代化的韵味,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的国族,尽管国族这一概念是其游历日本时被日本的国民培育和国族铸造所影响的结果。最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归属点和落脚点集中于中华一体国家的建构,尽管因主张自上而下英国式改良保守的君主立宪,抛弃自下而上美国式革命性的共和制而被诟病,但是在梁的国家观念中,实现中华主权国家大一统,在大一统的环境下进行富国建设以改变国破家亡的现实情况才是当下重中之重。因而,梁的政治思想其实就是关于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沿着新民—国家的研究理路重新对梁启超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汲取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智慧和养分。因此,本文试图沿着新民到国家的逻辑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国家建构思想进行解读,尝试综合运用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政治思想研究方式将梁启超尽可能还原回其所处的历史情景之下,并对其运用的相关概念语境进行考察。同时,也尝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将梁启超的相关思想前后变化以及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他人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蓝本,本文将以他们的研究作为参照,并尝试对它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与评价,进而最终挖掘出梁启超新民—国家政治思想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围绕于此,全文一共设计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研究背景、目的意义、方法及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介绍和阐释,构成绪论部分。第二部分就梁启超新民—国家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范畴和现实此在背景情况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分析梁启超个体新民思想的来源、内涵并将其与严复新民观做横向上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梁启超作为群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将其民族观前后转变做纵向比较,同时将其与杨度、孙中山的民族观念做横向比较,这一部分构成了全文研究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将梁启超的一体国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落脚点,对其国家观念的内容、国家建构原则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政党观念和宪法观念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