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法哲学之“人是目的”理论,是法哲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人权基础价值的证成,也是现代法治批判与摒弃工具式法文化之理论奠基。人起因于先验形式的普遍理性精神得以在法权关系中成为目的本身:人因知性概念批判和道德理性批判,得以逃离自然必然性而敞开自己且相互呈现自己,形成法权关系中的自主性和相互性共在。“自我立法”的自律使人最终在目的性进程中找到人之权利的生存根基,这也是理解现代民主与法治之主体间性的重要理论前提。人之自成目的的主体性,推演出对经验性法律现象的引导和调试,证成现代法的人权命题:人的尊严,是康德法哲学思想大厦的基石,是人之主体性的前提;自由与平等是康德法哲学内在的原则线索,自由共存基于普遍的相互制约之平等,以及遵循普遍法则下之每个人的自由;“人是目的”映证了作为民主前提的宽容,而宽容与多元也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人是目的”的人权理论并非维护既定权力关系的技术性解释,而是具有主体性反思精神和焕发人之目的性的法精神。在人和国家的视域下,“人是目的”理念为现实的社会法律与制度空间提供了具有突破性和反思性的架构:权力的现实证成性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权力行使的正当,只有诉诸“人是目的”理论对工具式和威权式法治的批判,从而确立起权利优位的人权底线,才能对权力之正当性基础予以证成,才能正当化权力体系要求个体服从的政治法律义务。由“人是目的”塑造的现代法之主体性权利观,也同样启蒙着人们运用自身理性不断走向理性成熟的状态,从本质层面对充斥于生活中的支配性话语的知识和权力形态予以反思,人的目的性价值意味着将尊重人的个性视为更深层次的意义,避免流于普遍形式化、空泛化的浪漫口号。将批判与反思,回归和统一于现代性和启蒙语境中,进一步伸张“人是目的”的主体性理念和人权理论。最后,基于“人是目的”理念反思“将人视为手段”,保护弱者是人权保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现代权力正当性证成的弥合与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