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欧洲专利局授予了大量的非转基因植物专利，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非转基因植物是世界上优良作物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对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作物品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转基因植物相比，非转基因植物具有更可靠的安全性。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既有利于最大程度的保护育种工作者的利益，又有利于现代育种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农业水平的提高。然而，反对者认为对非转基因植物授予专利权不但会对农民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还会与已经存在的品种权保护制度产生冲突，这些都是分析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此外，还要对非转基因植物能否满足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进行分析。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决定是否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时，需要充分考虑该国家或地区的育种研发能力、农业发展水平、育种企业的实力以及生物遗传资源的丰富程度等关键因素；在对非转基因植物专利制度进行构建时，要结合具体国情，在不违反相关国际公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案情简述及争议分析。2010年12月欧洲专利局扩大申诉委员会就以方法专利方式提起的非转基因植物的可专利性作出裁定，将非转基因育种方法认定为实质性生物学方法而禁止对其授予专利权。该裁定作出后，涉案专利权人取消了权利要求书中的方法权利要求，转而将权利要求全部限定为产品（包括植物、果实、种子等），经修正后，该专利权得以维持。但是这一决定很快又遭到了异议申诉，技术申诉委员会又将以产品专利方式提起的非转基因植物的可专利性问题提交给了扩大申诉委员会，迄今为止扩大申诉委员会尚未对此作出裁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非转基因植物是否属于专利保护的范围，由此引出本文的论题，即非转基因植物的可专利性分析。第二部分是非转基因植物概述，对非转基因植物的概念、特点和培育原理分别做了介绍。文中首次提出了“非转基因植物”的概念：非转基因植物是指人们通过除转基因技术以外的育种方法培育的植物。第三部分是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历程及其引发的争议。本部分首先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态度及历程作了简单的回顾。其次针对支持和反对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理由分别进行了重点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育种工作者的利益，激发育种工作者的研发热情和推动私人资金向育种业的流动，有利于现代育种业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通过专利制度的内部设计和外部手段的规制，可以避免因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而对农民利益、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第四部分是非转基因植物的“三性”分析。非转基因植物能够满足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是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基础。本部分分别针对以产品专利方式提起的非转基因植物和以方法专利方式提起的非转基因植物的“三性”进行分析，从专利法“三性”层面论证了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可行性。第五部分是我国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抉择。目前，我国的专利法明确规定禁止对非转基因植物授予专利权，然而考虑到非转基因植物对于现代育种业的发展和农业安全的重要性，我国有必要结合自身国情，重新审视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问题。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非转基因育种能力，拥有一批颇具国际竞争力的育种企业，而且还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决定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开放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条件。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落后，在对非转基因植物专利制度进行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做出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设计，如授予农民一定的免责权，提高“三性”的审查标准，建立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体系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非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维护国家农业安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际上关于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争论日趋激烈，但是我国对这一问题还鲜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究，以期能引起国内学者对非转基因植物可专利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