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牟宗三经历了“会通中西、援佛入儒、归宗儒学”的学术心路。哲学是关于人生的追问,生命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历史是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所以,历史哲学就是关于生命实践的追问。牟宗三以文化生命解悟历史,主旨在于疏通中国文化生命的大动脉,挺立儒学的主体性,剖析历史发展的事理与情理,为中国历史作一个哲学思考。在历史本体上,牟宗三认为观念形态是民族的“文化形态”之根。历史发展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明线：就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一条是暗线：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历史精神是个人生命、民族生命、历史生命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是具有原创精神的民族,文化生命是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孔子仁心德慧的通体精神、孟子的道德主体挺立精神和荀子知性主体的彰著精神,为中国文化生命的大义。牟宗三把中国历史精神归结为综合的尽理精神和综合的尽气精神。中国历史是综合尽理精神的凝练,综合尽气精神的高扬,是文化生命的流淌。综合尽理精神是“精”,综合尽气精神是“气”,文化生命是“神”。分解的尽理精神是西方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分解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具体的概念,综合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心性之源,即存有即活动,具有创生性,所以可以生生不息。牟宗三“剥蚕抽丝”地概括出历史的基本精神。“综合的尽理精神”开出了超越的理想,“综合的尽气精神”开出了生命的健旺,“分解的尽理精神”开出了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三种精神为人类历史注入了生命活力。在历史进程上,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为主流所决定的一个文化方向和文化形态。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孔孟荀的儒家思想虽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却彰显了通体的光辉。楚汉的天才时代,展现综合的尽气精神。西汉是理性超越时期,东汉是理性内敛时期。历史是文化生命的曲折承续。在历史动力和主体上,牟宗三认为“道德的向上的心”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牟宗三重视政治法律变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政治法律决定经济形态。他主张“道德的向上的心→政治→经济”历史推进模式。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他一方面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指出政治家和伟大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上,牟宗三按照政治法律模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共产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牟宗三把政治分为贵族统治、君主专制和民主政治,历史发展是民主不断进步的过程。在历史规律上,牟宗三认为天下兴亡治乱,各有常势,历史发展总有一定规律。第一,从表现方式上看,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史。第二,从表现形态上看,历史发展是文化生命的曲折承续。牟宗三选定“文化生命”作为历史研究的因子,使历史活了起来。中国历史文化是“以理生气”,遵循“大河向前流”规律,虽弯弯曲曲,但奔流不息,不会断灭。西方历史文化遵循“抛物线”规律,气尽物绝。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发展虽遭受挫折,但是,总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主导,故能“独握天枢以争剥复”(王船山)。人文生命为中华民族之大义疏通了经脉,民族是流动的文化血脉,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生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中国历史的治道表现为：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法家的物化的治道。政道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客观之道。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有治道无政道,有治权无政权。他主张通过建立政道以解决王船山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皇位继承和宰相难处的历史症结。中国历史上“新外王”没有形成,主要原因是儒学以仁统智,概念的心灵未彰显,道德主体没有开出概念的知性主体。皇帝是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宗法制”和“等级制”扼杀了民主。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中的作用不明显。所以,中国近代未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良知自我坎陷”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枢机。坎陷的方式有：“道德主体”坎陷“知性主体”,“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隶属之局”坎陷“对列之局”,“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表现”坎陷“理性之外延表现”。科学和民主政治是“良知坎陷”的必然结果。“三统并建”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使命和必然趋势。肯定道统的宗教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本源。开出学统,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文化。继续政统,走向民主法制将成为历史必然。在历史认识上,牟宗三主张“摄物归心”,物随心转,用辩证直觉的方法认识历史。“心”是认识工具,分为“道德心”和“认识心”,“道德心”是主观化之心,“认识心”是客观化的心。在历史认识深度上,要透过“物理”,“解释事理”。在认识能力上,认为“智的直觉”是本心明觉之所发,具有超越性,所以,人虽有限但可无限。在历史评价上,牟宗三认为历史评价分为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前者是通过“理”来判断历史对错,也就是历史发展应符合“善”,遵循“伦理主义”原则；后者是以“实”来判定历史是非,历史发展应符合“真”,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历史评价应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两者兼顾。在历史理想上,儒释道的“无限智心”为德福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以对道德生命的关切,对民族生命的忧思,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来阐述对人们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是现代新儒家中第一个写《历史哲学》专著的人。其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一是从形上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历史的基本精神。二是认为文化生命是历史跳动的脉搏,只有合乎人性的历史才有生命力。三是提出只有儒学有创生性,为“以理生气”找到了源头,使历史“活”了起来。四是提出“坎陷论”,开启了新外王研究的新途径。牟宗三历史哲学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历史本体上,认为“道德的向上的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在历史动力上,认为政治格式决定经济形态,混淆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动力。在历史发展上,机械地看待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认识上,混淆了“事实一价值”与“现象—物自身”之间的关系。在新外王形成的途径上,“坎陷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从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历史哲学的现代性建构。第一个层面是精神观念的形上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文化生命的实践层面；第三个层面是政道开显的法制层面。在西学东渐、中华民族文化面临挑战的危急时代,牟宗三的“良知坎陷”和“三统并建”为中国历史文化出路把脉问诊,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大综合”不能等,“大理想”不能急,疏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动脉,挺立儒学的主体性,为生命向外凸出,冲破了齐同一色的混沌,在寂寞中显豁出“独体”,开启了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新时代。牟宗三以“文化生命”把切中华民族历史的脉搏,有助于人们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生命本源的律动,这对于历史发展和民族认同将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