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中,股东拥有所有权,而管理层受托承担经营管理公司的责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与管理层目标函数不同,从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管理层倾向于采取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偏离股东的原始目的,如何有效监督与激励管理层行为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的难题。高管薪酬作为激励管理层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反映了高管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激发了高管未来工作的积极性,实现其与股东利益及企业价值最大程度统一,是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一环。近几年,国际社会频繁出现高管超额薪酬现象,国内也紧随其后被曝出多起“天价高薪”事件,这种超额薪酬产生于有效的契约还是管理者权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关键。在“有效契约论”和“管理者权力论”两种不同理论下的高管超额薪酬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激励效果,探究高管超额薪酬的产生原因与经济后果,是目前研究激励机制面临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从“有效契约论”和“管理者权力论”两个不同角度出发,选择2010-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在控制了其他影响诉讼风险的变量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诉讼风险之间关系,并且考虑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和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使研究结论更加完善。具体研究结论显示:（1）高管超额薪酬显著增加了公司诉讼风险,支持“管理者权力论”的观点,在经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对样本根据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后,发现相比于国企,非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诉讼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3）根据案件类型对诉讼风险进行分类,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越高,公司面临的担保纠纷、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和其他合同纠纷案件越多,同时担保纠纷、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其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金额越大。（4）进一步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高管超额薪酬降低了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增加了公司的诉讼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超额薪酬的经济后果研究,还从产权性质角度和诉讼案件分类角度拓展了高管超额薪酬和诉讼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针对高管超额薪酬两个不同理论的争议,本文为“管理者权力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为公司薪酬激励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也进一步完善了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利于未来企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