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话语理论问题是在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的语境下出场的。本文在西方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背景下，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来讨论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的发展演变，并试图勾画出话语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内在互动与关联。本文以点带面选取西方世界三个不同国别的理论家，即俄罗斯的巴赫金、法国的福柯、德国的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分成上、中、下三篇来进行讨论与分析。　　 上篇分两章，集中讨论巴赫金的话语理论。首先从学术史的维度来分析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即话语理论建立的理论语境，分析了巴赫金对当时两种主流语言哲学思想——个人主观主义与抽象客观主义——的批判，指出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是在对这两种主流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双重超越后建立的。在此基础上，巴赫金将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话语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转换，必然要求把被抽象客观主义置之不理的话语与主体、话语与历史、话语与文化的关联重新纳入语言哲学的视野，直接导致了文论最为关注的意义观的转型。其次主要分析巴赫金对话语本质的讨论及其与文论的关联。巴赫金认为对话性是话语的本质属性，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将话语的对话性思想用来进行文论研究，在文体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巴赫金用话语对话性思想来讨论以话语为对象的诗学等人文科学的特点，无疑，这对于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具有重要启示。巴赫金文论研究跟他关于话语的本质特征的探讨分不开，话语理论是其文论思想的基础。从学术史的视野看，20世纪前期登上学术舞台的巴赫金，他的一系列的语言哲学著作的发表和超语言学思想的提出，直接推动了西方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导致了西方美学、哲学、文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型。　　 中篇分两章，集中讨论福轲的话语理论。首先从总体上来讨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在巴赫金的基础上，在逻辑的层面上，展开了话语理论的另一个层面。通过对福柯话语理论中前后相续的两个概念——“认识型”和“档案”、话语的位置设定、作为话语基本单位的陈述和话语对主体建构的分析，发现福柯的话语理论，主要更为看重话语形成过程中的规约性和控制性、看重话语与权力的连接。另一章主要从具体的层面来解读福柯关于话语控制的具体程序，是对前一章讨论的具体化。虽然，福柯本人在分析和讨论话语理论的时候很少讨论文学艺术，但他的话语理论对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不可估量。福柯的话语理论直接影响了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操持福柯的话语理论去揭示在文学活动中男性话语对于女性主体的建构中所形成的一种隐蔽的权力机制，并呼吁通过女性主义写作来抵制男性话语和社会主流话语对于女性主体的塑造，从而达到重构女性主体、重建女性身份的目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主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对东方以及其他殖民地国家文化主体的塑造，并通过一种反话语的策略来去殖民化。此外，在当下较为流行的文化研究、怪异理论等理论范式中，我们都能看到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子．　　 下篇分两章，集中讨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主要强调通过话语交往实现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将福柯统一视为权力的东西进行了区分，认为至少可以将之区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规范，其二为权力。在话语的交往中，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是必要的，但权力必须避免。为此，哈贝马斯首先进行了普遍语用学的重建，为理解和共识的可能重建一种普遍的规范。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无扭曲、无强制的对话交往，哈贝马斯在语用学层面上提出了理想的言谈情境，在文化社会学层面上提出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范畴都是哈贝马斯在一种价值信仰的层面上或者是站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上来审视话语理论的结果。就此而言，这种带有理想性和乌托邦色彩的交往对话，由此具有了某种审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色彩。哈贝马斯关于如何实现共识、关于理想的言谈情境和文学公共领域的理论对文论，尤其是对文学的意义理解、文学价值的评判、文学史的建构、文学经典的遴选，无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参照，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巴赫金、福柯、哈贝马斯三个理论家的话语理论放在整个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的背景中来审视，通过梳理基本揭示了巴赫金、福柯、哈贝马斯三者话语理论在历史与逻辑维度的内在关系。话语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理论或者语言哲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这种改变也影响着哲学、美学与文论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认为话语理论打破了索绪尔传统下的西方文论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主导趋向，并对形式主义文论割断文学与主体、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建。20世纪西方文论在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中，将自身从一种纯粹的形式和技巧分析中脱离出来，重新注意到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此而言，话语理论对待文学和文学研究较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学立场显然更为开放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