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考中进士,时二十八岁,可谓年少有成。但他为官时间不长,仅只三载便告假还乡,至此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归隐生活。在归隐期间,高攀龙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与散文,而他的诗文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诗歌主隐逸,散文主实学。隐逸与实学这两个世界本相互对立,却在高攀龙的精神空间里得以共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高攀龙的隐逸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精神、行为、文学。精神、行为层面的隐逸主要通过读书静坐、饮酒抚琴、行游山水等方式来加以表现。而精神、行为层面的隐逸思想共同作用于文学,使其诗歌创作也带上了浓厚的隐逸色彩。高攀龙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六类:山水诗、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饮酒诗、赠答诗。而他的隐逸诗也集中分布在这几类作品之中,隐逸情怀也主要体现在对山水、田园等的咏唱之中。高攀龙诗歌最突出的风格是闲澹自然,这种诗风主要得益于陶渊明,其诗有陶韵也成为他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且正是由于其诗所具有的这种陶韵,为他的诗歌更增几分隐逸色彩。然而,作为一个有历史担当的士大夫,面对晚明混乱的政局,他虽身居林下,不在朝野,却仍怀抱着改变朝局的满腔热血,希望拯时救世,改变时局。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允成兄弟修复东林书院,高攀龙亦讲学其中。东林书院的复建,标志着实学讲学风气的兴起。散文是高攀龙表现实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他实学思想最直接的体现。高攀龙散文的实学思想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呈现:一是散文观的实学倾向,他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文章的“质”,而反对雕琢藻饰的文风,因此,他的文风平易自然、不饰辞藻;二是理学思想的实学色彩,表现为崇尚正学,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及主张“悟”“修”并重;三是散文的实学主张,如主张赈灾济民,反对矿监税使,主张重视人才,提出除刑戮减刑罚、慎断案平民怨的刑罚主张,充分奠定了高攀龙散文的实学基调。至此,高攀龙思想的复杂性在其诗文中充分体现。他的诗文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世界:隐逸与实学。诗歌主隐逸,散文主实学。通过诗歌与散文世界的结合,高攀龙在精神、行为、文学三个层面的矛盾性得以充分体现。在精神上,他意欲归隐,远离俗世对自己的纷扰,却又不可避免地关心国家形势,为现实担忧;在行为上,他本欲做一林间之隐者,故而通过读书静坐、饮酒抚琴、游历山水等行为方式来寄托自己的隐逸情怀,却又在东林讲学二十余年,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时弊的实学主张,并将之付诸实践;在文学上,他的诗歌处处语及隐逸,于其诗中努力塑造自己的隐者形象,却又于散文之中遍及现实关怀,塑造了一个更为生动的关心家国天下的士大夫形象。可以说,不论是就精神、行为还是文学层面而言,高攀龙都是一个矛盾体,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值得注意的是,隐逸思想与实学思想并存的现象并非高攀龙一人所有,当时顾宪成、高攀龙所主导的东林学派及后来的复社成员,大都是隐逸思想与实学思想兼备,只不过他们不像高攀龙的诗文那样界限分明。那么,为什么隐逸与实学思想并存的现象成为了一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呢?事实上,这与晚明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思潮不无关系。晚明同时盛行着两大学派:心学与理学。这两大学派分别引导了晚明的两大思潮: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性灵思潮与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实学思潮。在性灵思潮的影响下,强调个人的得失,关注自我的自适快意。然而,自万历中期以降,明王朝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衰败的趋势,此时盛行的性灵思潮及文人放浪的情怀已然与天下安危形成极大的不适应。这时候,另有一部分士大夫看到了国家危亡的这种形势,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角色需要发生转变,需要承担起拯救国家的使命,这类士大夫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为代表。他们是思想的觉醒者,意识到士人的思想风气和行为的放浪与现今士大夫理应承担的天下危亡、拯救时局的思想不相呼应,为此,他们主张复兴朱学,且更多地发展了朱学中的实学思想。他们实际上就是要扭转前面性灵派的思想,变性灵为实学。正是由于性灵思潮与实学思潮的相互交汇,才使得隐逸思想与实学思想在高攀龙的思想中得以并存。顾宪成曾为东林书院题写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者是文人角色,不失风流倜傥的一面;后者是士大夫角色,不失兼济天下的一面。可以看到,高攀龙这种隐逸与实学思想并存的现象并非一人所有。因此,对高攀龙隐逸与实学世界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作为一种现象而言,高攀龙这种复杂的心态有其时代的特征,也有其共性,可以说代表了晚明一部分士大夫的普遍心态。其次,高攀龙隐逸与实学兼备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显示了一定的规律,即社会思潮过渡时期文人的精神世界较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