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并购愈发成为企业扩大规模,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频率、并购规模都呈现上升趋势,并购成为我国公司利用规模经济、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抢占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方式,发挥着重要的资源再配置作用。尽管如此,很多研究发现并购成功率却难及预期,很多并购不但没有创造价值,更是毁灭了双方价值,对投资者或是企业管理人员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公司并购绩效,发挥好并购产生的“1+1大于2”的协同效应,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大部分研究从正式制度的角度去探讨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因素,较少有文献关注公司文化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而经济活动是内嵌在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之中的,中国又是一个关系型社会,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独特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在一代代炎黄子孙中传承下来,并影响着当代人的经济行为。“人心齐,泰山移”、“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合作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是中国人历来倡导的传统美德之一。而并购本身便是两个差异的公司从整体的角度在共事过程中发挥协同效应,本文便希望从人与人之间协作、共事的合作文化入手,探讨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沿用Talhelm等（2014）对中国各地区合作文化的度量,实证检验了合作文化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合作文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并购绩效,其原因在于合作文化缓和了由并购产生的激增的内部管理成本。在内部管理成本增加更大的样本中,即在并购规模相对更大、异地并购、对非上市公司的并购样本中,合作文化发挥的作用更强。文章还发现,合作文化与市场制度环境是互补的,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中,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合作文化还促进了企业间长期协同,提升了并购的长期绩效。在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并购的失败还与CEO的非自愿更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了文化对人的“惩戒作用”。文章还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被收购公司的地理位置,考察了被收购公司的合作文化程度,将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分为:合作-合作、合作-独立、独立-合作、独立-独立四个组,结果发现合作方收购合作方对并购绩效的提升效用最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合作的“双向奔赴”效应。文章最后还考察了并购目标方的行业特征,发现当并购双方处于不同行业时,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的提升是更加显著的,这说明了合作文化对于非同行业并购产生的激增内部管理成本的缓和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利还控制了其他遗漏变量,但文章结论依旧保持稳健。本文的贡献点主要如下:首先,本文在以往影响并购绩效正式制度因素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文化传统与公司财务研究相结合,对影响并购绩效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进行了补充,拓宽了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丰富了文化与金融交叉领域的研究。其次,已有的少量关于文化影响并购的文献,主要关注于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本文强调了并购过程中主动和起主导地位的一方——并购方,其本身的某类文化特征就是可以影响并购绩效的:主并方的合作文化可以削弱由于并购双方差异所引发的不利影响,这对研究合作文化调和差异、促进协同的“求同存异”精神内核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最后,本文拓展了合作文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延伸到企业与企业间的并购中来,研究了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合作文化的相关文献。本文也试图从两方面指出了合作文化影响人的渠道:一方面是合作文化的“熏陶”作用,它塑造了人的行为和本领,提升了管理层协调合作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合作文化的“惩戒”作用,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淘汰不适应合作文化、毁灭合作价值的公司高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本文以合作文化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为切入点,探讨了千年来华夏美德的现代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弘扬了“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