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与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发挥了无法忽视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城镇化已经无法满足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要求,新型城镇化开始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方向。传统城镇化一般指的是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则在传统城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不再强调速度的提升,而是更加重视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指的是通过综合考虑经济、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城乡统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城镇化。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一直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现有理论与研究也从多角度证实了产业集聚是内部循环力量的主要来源,能够从人口转移、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助推城镇化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基础作用与核心影响力,成为了我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模式。同样,外部循环力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多年,早已融入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效的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增强了城市间的竞争,带动了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为本土企业创新发展和国内产业布局优化升级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互通、资源环境、人口发展、城乡差距等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如何更好地将国内循环力量与国际循环力量相结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在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过程中高水平深层次的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本文将在探索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在不同强度FDI的作用下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关系变化,为推动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使国内产业发展与外资更好的结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与理论进行回顾梳理,将FDI、产业集聚、新型城镇化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机制分析。其次在指标测度中利用熵权、区位熵的方法对各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发展现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择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验证了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关系,又以FDI为门槛,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强度FDI的作用下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关系变化,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源水平、创新发展水平对于新型城镇化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工业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水平在回归结果中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抑制作用。门槛模型检验中,FDI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不同强度FDI作用下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随着FDI强度的不断提升,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呈现增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