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逐渐由个体迁移、部分迁移向家庭化迁移演变。家庭化迁移有利于缓解家庭离婚率的上升、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留守老人子女赡养等社会问题,将会是农民工迁移的最终形态。健康风险是农民工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风险,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工无法享受与迁入地居民相同的医疗保障水平,间接增加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制约了家庭化迁移的实现。为进一步消除农民工的流动障碍,政府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指导下,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尽管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乡差距的影响,不同省份在城乡医保统筹改革的时间和层次上有所差别,但截至2020年1月,各省份都已完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级层面的统筹。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2016年和2017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两次调查期间完成市级医保统筹的省份作为实验组,未完成统筹的省份作为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医保统筹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考虑统筹省份和未统筹省份农民工家庭迁移变动趋势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降低估计结果的偏误,并且进行了平行趋势、安慰剂、变量重新界定、样本范围重新界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最后,考虑到医保统筹对不同特征农民工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将农民工按代际、就业性质和学历进行划分,考察医保统筹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乡医保的市级统筹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该结论在不同的回归方程设定下都成立,并且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都对这一结果给予了支持。按照代际来看,医保统筹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迁移,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更具年龄优势,医保统筹所产生的迁移成本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按照就业性质来看,医保统筹主要促进受雇农民工的家庭迁移,主要原因在于自雇相较于受雇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其家庭化迁移受医保统筹的影响较小;按照教育水平来看,医保统筹主要促进低学历农民工的家庭迁移,主要原因在于高学历农民工相对于低学历农民工保障较为全面,城乡医保统筹所产生的成本降低效应在高学历农民工中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城乡医保的市级统筹能够显著降低新生代、受雇和低学历农民工的家庭流动成本,促进其实现家庭化迁移,因此,应继续推进城乡医保统筹的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实现。具体措施上,应加快政策实施的进度,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进一步织密医疗保障网,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全覆盖,降低农民工的医疗成本。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实现,使农民工真正沉淀并融入城市,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