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报告中,我国制定了“走出去”的新战略,鼓励国内国有企业、民间资本到国外寻找投资项目,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进入21世纪,我国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从8%激增到16%,超越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到境外投资,截止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5319.4亿美元,年流量也上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878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了76.8%的国家,在世界排名中位居第十三位。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仍然偏小,相较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我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且经验不足,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下,逐步由战乱之地转变为政治趋向稳定的地区,投资风险大大降低,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一方面,非洲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经济增速达到5.7%,未来将进一步增至6.8%。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直接投资回报率普遍高于世界其它地区,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非洲各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达到24%至30%,远高于其它地区16%至18%的回报水平。同时,随着非洲各国政府意识的转变,出台了越来越多的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和改善商业环境举措。例如通过修改矿业法,使矿产企业在税收、销售、土地出租、矿业权租许可以及销售环节得到优惠。仅在2007年,非洲各国新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各有11个,其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定超过50%。另一方面,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非洲拥有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铬铁、钻、铂族金属、黄金、锰、磷酸盐、铝矾土、钛、金刚石、钒等矿产的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同时,非洲现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157.33亿吨,约占世界总储量的8.6%；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13.86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7.9%。中非之间,作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具有可观的合作前景。对我国来说,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且对外依赖度很高,需要通过对非洲投资确保能源来源渠道的稳定性、多元化和安全性。同时,非洲的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销售中国产品,获取超额的收益,并解决国内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对非洲各国来说,一方面是可以借鉴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寻找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受限于融资问题,通过吸引我国投资者在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业、农业以及其它领域的投资,完善自身的商业环境,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试图找出影响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选择的重要决策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和理论基础,提出合理的分析结果和建议。本文分为六个章节,从理论角度、现状分析和实证回归三个主要方面研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出发提出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非洲在能源和市场体现出的巨大潜力对所有投资者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我国应当抓住此次全球化的机遇,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步伐。同时,该章节还详细介绍了本文的框架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中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基础设施、能源储备、地缘政治和商业环境指标等进行了数据量化,纳入到模型之中,使研究结果解释力更强,回归结果更合理和更具有现实研究意义；其二是本文发现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行为属于市场驱动和资源驱动的混合型模式,并非西方指责的具有特殊目的投资行为,其中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回报率和石油能源储备最为重要；其三是本文发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风险意识有所增强,对投资风险的认识和应对能力有了进步,但是仍然和发达国家企业具有差距。结合实际情况,本文从宏观以及微观层面提出了建议,对我国企业和政府对外投资选择具有实际意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本文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分别对欧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理论做了详细介绍。其次,本章第二部分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回顾,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回顾及现状分析,主要是从中国对非投资的各阶段、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发展速度和战略改变等方面出发,详细介绍了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发展阶段和现状。第四章是从宏观以及微观的角度分析我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因素包括激烈的外部竞争、非洲政治不稳定、海外经营经验不足以及风险意识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第五章是实证分析,首先本文详细介绍了回归分析中各变量的选取缘由及数据来源。其次,作者提出了三个命题,涉及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动因的假设。最后,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回归,对三个假设命题做出了一一的解读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第六章是结论和建议,主要内容是在前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对非直接投资是市场驱动和资源驱动混合型的投资模式。但是,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结合实际情况,本文给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混合型的,既追求市场规模的大小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属于市场驱动型；也追求能源等原材料的供应以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属于能源驱动型。并不存在所谓的特殊目的投资行为,是典型的经济大国企业为追求更大规模市场、超额利润以及能源消费大国追求能源供应的稳定和安全的正常投资选择。但是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普遍存在对投资的走向以及收益的认识不足、缺乏海外经营经验、风险预判意识薄弱和危机公关能力较差等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竞争力的提高,应当全力打造一批在语言、法律、管理及财务方面均通晓的复合型人才或高薪聘任国外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借鉴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海外机构的本地化战略,努力推进海外公司的本地化进程。通过对东道国本地人才资源的充分使用,更加适应本国的市场、文化、政策法规,提升企业的风险预判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同时,通过对海外目标市场中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全面掌握和理解,制定明确清晰的战略计划,而非随意的扩张。随着企业海外经验的积累,应当结合各方面因素做出适时、适当的调整,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挑战。对于我国政府而言,一方面我国能源资源储备存在“人均能源拥有量低”、“能源分布不均”、“开采难度较大”、“能源质量品位较低”等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且外部依耐性较大,在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中面临巨大挑战。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国外油气资源,建立安全可靠的石油供应体系,尤其要重视非洲市场,以应对美国在中东石油供应中的干预威胁。按照多元化的理念开展石油的进出口业务,分散风险,确保能源渠道的安全,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机制,应对潜在的供应失效风险。同时,对内适当调整工业产品结构,降低石油对外较高的依存度,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战略。最后,通过政府宏观政策的改变,引导石油企业及相关产业的转变,推进企业的科技创新和管理优化能力。通过积极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加强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控制能力和决定力。面对国际石油格局的波动,通过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与石油储备大国和地区开展经贸交流,推动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巩固中国能源外交取得的成果。最后,面对能源因素导致的地区不稳定问题,尤其是非洲国家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种族冲突。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危机的解决,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手段,更加明智的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地区间的稳定关系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