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于2017年正式发布,并强制要求除保险公司以外的上市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和2019年1月1日分批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采用了包含前瞻性信息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模型,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很多学者认为,该准则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可能会带来大量的执行成本。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先从审计费用的角度,观察了新准则执行带来的一项直接成本,然后通过进一步研究,从公司行为的角度发现了准则执行带来的另一项成本,从而验证了理论界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成本的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使审计费用显著增加,且上市公司受其影响的主要资产项目金额越高,审计费用增长越多;国企审计费用增长显著更低;四大与国内所审计收费增长无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四大审计且提高审计收费的公司对新准则的执行情况显著更好,这说明国内所涨价更多是源自风险溢价,而四大涨价更多是由于直接审计成本的增加;此外,很多公司在首次执行准则的前一年,大量出售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文认为这种非常规的资产处置行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新准则的执行成本。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第二章,对审计费用、准则变迁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加以总结,从而得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在文献梳理得出的理论基础之上,增加关于新旧金融工具准则的差异分析,并与审计费用的理论相结合,从审计复杂度和审计风险的角度,推导出关于审计费用的几组假说。第四章,搜集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在公司层面聚类稳健的OLS模型,控制了行业、年度变量,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上文的假说,即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审计费用;受其影响的资产项目金额越多的公司,审计费用增长越多;国企审计费用增加更少;四大与国内所审计收费增长无差异。第五章,进一步分析审计费用增加与公司对新准则实际执行情况的关系,其中不同事务所是否有差异;并从公司资产处置行为的角度观察准则的另一项执行成本。第六章采用change model等验证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稳健性。第七章,对全文的主要结论、启示、局限进行总结。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成本在学界一直有所讨论,但是并没有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本文从审计费用和公司行为这两个角度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其次,本文发现四大并没有针对新金融工具准则带来的新增的审计复杂度收取相对国内所更高的审计收费溢价,但却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本文的解释是其为了维持声誉溢价付出了额外的努力,但因其在我国面临更低的法律风险,所以风险溢价较低,因此总的审计收费并没有比国内所增长更多,但审计质量却更高。这有利于我们理解事务所规模、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准则制定者、监管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审计费用、公司资产处置行为两个角度观察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成本,有助于准则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准则的执行成本,从而在以后制定准则时更好地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另外,本文对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情况的研究,有助于监管方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切实推进准则实际执行情况的改善,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最后,本文对上市公司选择审计师有一定借鉴意义,也警示国内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