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书写，董宏猷不同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其他作家的创作，要么只把自然作为烘托人物性格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环境来描写，要么单纯的宣扬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而使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文学性。他的作品中对自然母题的书写是具有开拓性的。这首先体现在他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来切入完成对自然母题的开拓，不仅有对生态与伦理的开据，同时也蕴含大量的传统文化取向。涉及领域之广、包含内容之多，是其他儿童文学作家所无法企及的。从对自然生态与伦理的开掘这个视角看来，他有着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以及生态意识的自觉担当。并且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于创作之中，他用复调的结构方式展现人的生活以及独立于人类系统以外的森林世界。用科学精神与生态伦理二重奏的方式，展现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不同于其他说明性过强的科学小品文，他以文学笔法来描绘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同时借助一个个故事情节巧妙地把这些知识引出，使科学性的内容也变得生动形象，具有卓越的文学价值，让我们在乐读中轻松掌握知识，阅读也成为乐趣。自人类诞生起，人与自然便开始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人与自然到底该成何种关系关系也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人类亟需解决的问题。“人非万物灵长，人即自然”，诸如此类的文化取向在董宏猷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同时，他的作品蕴含丰厚的哲思，他总是用生动的故事来阐释做人做事的哲理，企求与读者心灵沟通，实现价值判断上的认同。这不仅使他的作品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同时也让读者在哲学思辨中体悟人——自然—生命的关系。董宏猷从小受楚文化的熏陶，老庄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他对儿童的自然本质以及儿童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天人合一”思想便成为他创作中的审美追求，因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异体同构，我即为你，你即为我。人的生命达到与大自然的高度契合，达到与自然的共鸣。究其对自然母题开拓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楚文化对他的熏染是推动他对自然母题的开拓的直接动因。亘万古而常新的楚文化不仅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殆尽，反而绵延至今成为文化典范，它像流经江汉平原腹地的长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楚后人，楚文化的精魂流淌在楚人的血液里，生生不息。生于斯长于斯的董宏猷自觉不自觉的浸润着楚文化的熏陶，从身心到文学创作都受着楚文化的影响。于身心的角度看来，董宏猷性格豪爽、仗义、喜欢大江、大山等豪放的事物，符合了楚人崇火尚日做事迸发出炽热的情感、风风火火的个性；于创作的角度来看，楚文化之人与自然同一的观点促成了他对自然的崇拜，而巫鬼文化与码头文化对他的熏染，使他的文本充满了楚地的神秘浪漫气息以及仗义豪爽的风范。以上的这一切，直接推动了董宏猷对自然母题的开拓。董宏猷对“自然”母题的开拓具有前瞻性，20世纪后半期至今，生态思想迅速发展，生态学也成为显学。20世纪中期在英美兴起了“生态批评”。国内也在1994年前后展开了对“生态批判”的大讨论。而董宏猷于1992年就只身走进原始森林，1994年完成了一部森林史诗巨著——《十四岁的森林》。他将主人公置于或严酷或温柔的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的养育下得以发荣滋长。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人与大自然展开的道德对话，蕴含了大量的生态以及社会伦理，完全契合了当时“生态批评”的话语环境。这于当时的时间维度看来，是极具创新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