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指欧洲14、15世纪由欧洲的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等发起的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逐渐取代占据欧洲思想领域日渐落后和局限的中世纪墨守成规的思想。由于家庭出身，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认识真正是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在先进思想的立场上，莎士比亚通过深入刻画皇室家族的内部的混乱状况和李尔王自身的大起大落和对人性的大彻大悟，深刻批判了当时伪善的人伦关系，充分认同同情、博爱的道德原则，提出理想君主的产生可以通过道德改善而实现。在剧本里，剧作家通过塑造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前后思想的转变，热情地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社会现实的黑暗为人文主义的理想蒙上了危机的阴影。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人文主义的核心--“人”，现在却沦落为像汤姆一样“和禽兽相差无几的疯丐”。这些问题摆在莎士比亚面前,是否要在苦闷和无解中放弃自己的理想,向现实社会屈服?他进一步思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解决方法，试图用作品化解危机，并赋予作品以新的时代精神，更加坚定了对人文主义的信念。哲学是老子思想的核心，“道”则是老子思想核心的核心。道德经的创作基于老子丰富的人生经历，老子生活在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阶段。老子用哲学为人们找寻战胜险阻、摆脱物质、独立于精神层面的有利武器。从这一角度来看，道德经一书是从人出发，解救于人，其在探索人性的追求中与近2000年后，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化中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老子来说，“道”是万物乃至宇宙的本原，人类也是宇宙万物中的元素之一，故老子讲求“天道自然”。同时，“道”也是精神的，更确切得说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那么人性当然也属于“道”范畴中。“自然”在《李尔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西方观点看，这种“自然”可以理解为人类遵循的某种“秩序”。为君，为臣，为民，为人父，为人子都要遵循的必然“秩序”，这种“秩序”中有自然世界的生老病死，也涵盖人类社会中的善恶黑白。《道德经》与《李尔王》在“自然”与“人性”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也为本文在探求“自然”与“人性”这两大主题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李尔王》中的人物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又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人性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通过人物的活动、相互关系和内心独白来展示他们的思想实质，凸现他们的人性。李尔王的从昏庸到理性的疯癫，埃德加的圣人之风，卡狄利娅如水的善良，埃德蒙纠结扭曲的妄行全都是他们人性的真实写照。《道德经》中对于人性的总结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高度，用提炼的、精准的语言描述形色人种的百般人性。在《道德经》里，不难发现《李尔王》中不同人物的影子。两部著作决不简单停留在对于“自然”与人性的层面的分析上，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表达作者对于社会的终极理想。莎士比亚和老子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共同的经历让两者在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也有了相互交融之处。在两部作品中都流露出作者对于“善治”这一思想的向往与探索。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与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的“人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埃德加以退为进又与“无为而治”相得益彰；老子在对“善治”人才的选择上提出了“正”与“奇”，埃德蒙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才能正是老子在“奇”这一问题上的不二人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却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