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能力的下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模式逐渐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模式所取代，以大诸侯国为核心的政治邦交成为了春秋社会的特色。在此契机下，晋国通过积极的对外邦交，从偏居一隅的方国一跃成为影响春秋社会进程的中原霸主。由此可知，晋国的邦交是推动晋国发展、影响春秋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的考察对于晋国史研究和邦交相关问题研究均有着重要意义。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近年来相关研究现状，还阐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对晋国邦交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春秋早期，晋国通过对外邦交建立起了以晋国为中心的汾河流域邦交关系新秩序和晋秦两国共霸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政治新格局。春秋中期，晋国以“尊王攘夷”作为其邦交主旨，通过与中原诸国的广泛邦交，逐步建立起以“抗楚”为中心的中原联盟。春秋晚期，国内卿族的斗争使晋国无法全力对外，随着中原联盟的解体，晋国多年经营的中原邦际关系优势地位丧失殆尽。第二章从五个方面揭示影响晋国邦交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邦交人员。自然环境一方面为晋国开展邦交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对晋国的邦交有限制作用。经济因素既是晋国政治的基础，又推动着晋国的发展。政治因素对晋国邦交的影响，从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两方面体现出来：外部的春秋邦交体系不但推动晋国邦交的开展，还对晋国邦交有限制作用；内部政治则会对晋国邦交政策的制定、邦交计划的实行产生直接的影响。文化因素对晋国邦交的影响，既包含文化体系对晋国邦交思想和战争方式的影响，还包括文化观念对晋国邦交的具体影响：一方面文化观念影响了执政集团邦交策略的确定；另一方面文化观念为执政集团制定邦交计划提供了依据。邦交人员则通过对邦交行为的实施直接对晋国邦交产生影响。第三章概括了晋国邦交的特点，晋国在邦交策略上有独立自主、尊王攘夷、王霸道兼而有之和利用邦交体系开展邦交这四个特点，在邦交手段上以会盟和战争为主，并建立了为对外邦交服务的收留出奔贵族制度。第四章评价了晋国邦交的影响，通过此部分论述可知晋国邦交对晋国政治和春秋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晋国邦交对晋国的政治有反馈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反馈作用表现在：当晋国采取的邦交活动顺利完成，达到邦交计划中的预期效果时，晋国在积极的邦交环境中发展；当邦交策略失误，邦交活动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时，或是邦交活动并没有顺利完成导致邦交不利时，晋国的发展也会受其影响。工具性作用表现在：邦交不但成为晋国国内不同政治集团间相互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了国外的势力影响晋国政治的工具，并促进了晋国政权的下移。晋国邦交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晋国的邦交活动保护了中原诸国免受北方戎狄、西方秦国和南方楚国的势力入侵，使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得以延续。其次，晋国的邦交活动起到了“尊王攘夷”的作用，不但维护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还通过霸主政治维持了中原地区的礼乐秩序。再次，晋国的邦交活动不但密切了中原诸夏的联系，还增进了中原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最后，晋国邦交不但促进了春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起到了促进礼乐制度与政治局势名实相符的作用。结语部分概述了前文的研究成果，指出正是晋国的对外邦交使晋国与周王室、与春秋社会之间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关系，晋国邦交对于春秋社会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