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一直以来都是公司金融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也是中国决策层近年来重点关注的议题。重大诉讼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有一部分是源于外界的过度负面预期和由重大诉讼揭露或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而缓解上述问题的重要方法是加强债务双方之间的沟通,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公司的外部监督以约束内部管理人的自利行为。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理论,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重大诉讼的高成本和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信息环境包括高铁开通带来的信息环境改善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信息环境及其改善如何影响重大诉讼与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文以2008至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设置公司是否有重大诉讼、重大诉讼发生频率以及重大诉讼涉诉金额三个代理变量,实证检验重大诉讼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深入探索公司异质性因素对重大诉讼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影响;使用分析师关注度、媒体跟踪以及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构建公司信息环境指标,实证检验公司信息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随后,引入高铁开通这一外生变量来度量公司所在地信息环境的改善,基于手工搜集的高铁开通数据,设置公司所在地高铁开通与否、公司所在地高铁开通线路条数以及相应的里程数三个代理变量,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运用渠道检验方法揭示高铁开通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重大诉讼、信息环境和债务资本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即重大诉讼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关于重大诉讼与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结果发现,公司发生重大诉讼会增加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并且,重大诉讼越严重,这种影响越大。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重大诉讼,知识产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以及证券欺诈、虚假信息责任纠纷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此外,重大诉讼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在偿债能力较差、政治背景较弱以及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说明债务风险较高的公司发生重大诉讼会使公司不得不使用更高成本的债务融资满足资金需求。第二,关于信息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结果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能帮助公司以较低成本获取债务融资。在引入高铁开通变量后发现,公司所在地高铁开通有助于公司以较低成本获取债务融资,且高铁开通的线路条数越多、里程数越长,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此外,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提高公司外部信息环境和公司自身的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了债务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公司债务融资的地理位置限制,拓展了公司可获得的债务融资资源,提高了公司的财务宽松度,最终降低了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第三,关于信息环境对重大诉讼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能够削弱公司重大诉讼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发现,当信息环境较好或信息环境得以改善后,重大诉讼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回归系数或其显著性明显下降。这是由于良好的信息传递和更多的外部监督能够提高重大诉讼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同时约束管理者行为,从而缓解和降低融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和融资后的道德风险,进而削弱重大诉讼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此外,高铁开通带来的交通便利性提高和信息环境改善也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资源,缓解重大诉讼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本文关于重大诉讼的研究结论可以被看作是对公司管理者的一种法律警示,即重大诉讼的高成本和风险不仅会损害公司市场价值,还会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约束公司管理者行为、规范公司市场行为。此外,由于重大诉讼对纠纷双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公司应增强法律意识,加强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在尽量避免重大诉讼发生的同时为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建立完善的诉讼应对机制。本文关于高铁开通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公司信息环境和债务融资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进一步丰富了“高铁经济学”的研究,也为关于公司地理位置的公司金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关于重大诉讼、信息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信息环境对于遭受类似重大诉讼负面事件影响的公司的重要性,公司在应对重大诉讼等负面事件时应考虑信息环境因素,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透明度和声誉,增强对重大诉讼等负面事件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