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商人团体是极其重要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之一。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人团体与近代中国”就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然而，“商人团体与经济现代化”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线从政治参与、民族主义运动往下移，探析商人团体如何促进商业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嬗变和市场体系发展，那么他们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所留下的足迹可能更加清晰，也更令人深思。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网络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现代化原理，对1918—1936年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演变及其促进银行业发展的方式与绩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最突出的功能在于建构了一个供其成员共享的高层平台——制度化的网络体系。 本文认为上海银行公会不仅是近代中国官商关系重新建构的产物，也是近代上海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更是新兴银行家阶层崛起及其自主意识萌发的产物。为了平衡和协调利益、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固筑银行事业”，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上海银行公会自成立始就不断加强和完善内部组织建设，密切与国内外团体和政府的交往，并且通过会议、通讯、报刊以及组建或参加团体等机制与其他组织建立多层面的联系，逐步将与政府交往的双向桥梁扩充为跨业界和跨地区的制度化网络。 通过制度化的网络体系，上海银行公会不仅制定了一系列体现会员银行共同利益和意识的规则和章程，约束了市场主体行为，而且在会员银行间及其与外界之间建立了守望相助的规范，有助于维持交易双方的合作，确保商业信用和合约得以执行和延续，乃至充当体制信用的监护者。因此，上海银行公会及其网络体系对银行经营与发展的监管，不仅部分取代了市场协调机制，而且在某些方面发挥了中央银行的功效，推动了“政府—银行”线型监管体系向“政府—银行公会—银行”网状监管体系的转变，成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统一主要业务规程和促进银行技术创新是上海银行公会及其网络体系促进银行业发展的又一项重要方式。凭着比单家银行更为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上海银行公会不仅根据银行业务的需要统一了会计科目名词，而且创建了票据交换所和承兑所，重新架构了上海银钱票据清算体系，增进了会员银行间及其与非会员行庄的业务往来，拓展了票据市场和银行业务网络。 作为银行业利益的代表，上海银行公会最终且一定是有意识地向经济政策领域拓展影响力。本文对上海银行公会在币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尽管垂直控制会破坏银行公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但上海银行公会在利益 （目区X 博士学位论文 ’P；WW7DOCTOIthLDISSERfAI”ION 一 均衡的前提下，采取“宽范围、多途径”的方式与政府交涉，既维护了银行业的合 法权益，也促进了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的交流与对话，为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 供了依据，促进了金融制度变革。 山此可见，虽然制度化的网络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但作为行业利益的维护者、 行业运行的协调者、行业发展的设计者和行业政策的建议者，上海银行公会依然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银行业的竞争力，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当然，上海银行公会的 发展演变及其功能发挥不仅取决于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家阶层的自主意识，更取决 于政府行为，因此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金融业早期现代化的 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