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纪录片批评的研究在我国还不多见。目前为止，只有北京广播学院的何苏六曾经对1982—1993年我国的纪录片批评作过片断式的研究。本文探讨了中国电视纪录片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演变过程，并将之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朦胧期(1958年—1979年)、意识形态批评期(1980年—1991年)、本体批评期(1992年—1996年)和文化批评期(1997年—2002年)。全文还对我国纪录片发展与纪录片批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 朦胧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批评界对电视纪录片的模糊关注期，还没有成形的批评模式。由于我国早期电视机普及率很低，电视节目的收视范围极小，广播电视专业期刊也很少，纪录片批评缺乏一种学理上的澄清与指引，因此主要是局部范围内、非学理性、非文字性的言说与评议。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些广播电视专业期刊陆续创办、为纪录片批评提供阵地才取得更大的进展。 鉴于中国特定的国情，电视纪录片与政治宣传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更加宽松，纪录片批评阵地不断扩大，批评家的表达欲望得到充分释放，政治批评和伦理道德批评成为第二个时期的两种主要批评模式。 在本体批评期，随着纪录片创作由主题先行向客观纪录的本体回归，纪录片批评围绕着本体展开。纪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关于纪实的讨论掀起了整个批评期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批评热潮。这次批评热潮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对长期以来统领中国纪录片领域的主观性创作潮流的一种彻底校正。 纪录片批评的第三个时期被命名为文化批评期。在该时期，批评家们已经不再纠缠于什么是纪录片、纪实与真实等关于纪录片本身的种种问题，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探讨纪录片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前景。 中因电视纪录片批评总体上讲正在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从中式定向西式，从意识形态话语走向知识话语，从单一走向多元。经过我十年的演变，我国电视纪录片批评砍得了过大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对拟录片纪实问目的种种探讨曾经对整个电视创作和批评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毋庸讳有．与创作和柏摄技术相比，电视纪录片批评显得相对滞后，缺乏独立的体系。如何发掘和分析中国纪录片特有内涵，建构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批评话语体系，是电视纪录片批评的一个重要使命。这项研究意在对中国电视纪录片批评之历史作一较为系统的梳理，并试图初步探索其发展规律，同时也在干寻求一种更加开阔的纪录片批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