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下的平台经济,给我国经济带来新机遇,同时创造了新型的用工与就业模式,灵活方便的形态让网约工群体日渐扩大。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双刃剑,新事物的萌芽会带来社会上的连锁反应,社会大众需要建立新的认知,传统观点需要新的突破。网约工具有去劳动关系化、从属性模糊、用工形式灵活等特征,打破了传统标准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因此“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突破了既有认知,形成了一种复杂、交融的新型用工关系。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属性,仅依靠传统的劳动关系理论以及契约理论进行解释具有一定局限性。原因在于,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存在“地位不对等”、“兼具财产与人身依附性的交换”以及“未来情势变更所带来的自由裁量”等属性,相互交织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二者之间带有契约的本质属性,保有关系性的基本特征。就网约工与平台之间而言,二者缔结的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开放性、专有性投资不可量化性等属性,契约履行过程中同时存在超越意思自治条款滥用、用工形式认定法律缺位以及平台权力滥用等现象,为此需要关系性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调整。麦克尼尔学者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将契约定义为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各种关系,提出将契约置于社会学视域剖析定位,由此将被古典契约理论所排除的纷繁复杂的“关系”重新纳入契约当中去,继而不断尝试在契约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形成共同体的规范之中探求拘束力。以关系契约理论之中最为重要的“关系”要素为核心视角,研究网约用工关系的应然性为本文所要作出的尝试。本文将从网约工与平台关系之间的契约本质属性、古典契约理论之于网约用工关系的局限性以及网约用工关系的关系契约属性与关系性特征为视角,分析关系契约理论之于网约用工关系研究的正当性。实践之中,用工平台与“网约工”虽然达成了提供劳动力与接收劳动力需求的合意,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合意”仅存在于古典契约论的形式平等假设。古典契约理论以双方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为最大前提,认为主体具有平等的能力与地位缔结契约,具有自主、自由的意志,继而通过不断的协商达成理想化的合意。然而当缔约双方关系与地位不平等时,如网约工之于用工平台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缔约模式则很难发挥其功能,并且会导致权利和利益无法公平、公正分配的后果。面对意思自治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层面的局限性,关系契约理论不仅是根据实质公平准则对关系契约中已有的条款进行调整,其还注重未来长期的关系动态变化,并倡导缔约当事人应具备契约团结精神。关系契约理论之于网约用工关系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根源契合性,可以为所属群体的权益保护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理论构建的同时需要进行现实性考量,根据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的现状,提出几点启示性建议:重视立法不断完善的同时重视关系性规范的实践推进、注重契约团结原则的现实作用以及贯彻落实契约公平原则,共同推进网约用工关系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