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重的城市环境恶化问题,如热岛效应、噪音和空气污染等,可以通过城市公园进行缓解。同时,城市公园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可以促进游客的身心健康。因此,城市公园资源与居民福祉紧密相关,社会对公园资源公平分配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一直以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等面积比率指标作为指导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主要指标,该类指标侧重数量分配,缺乏指导空间格局的效力,许多研究开始利用公园的可达性来解决这一环境公平问题。因此,在分析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可达性评价进行改进,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通过多角度的城市公园空间布局公平性评价,揭示城市居民能否公平有效地享受城市公园公共服务,探讨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城市公园。论文主要工作及结论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论文借鉴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建立城市公园效益分类体系,通过改进可达性计算条件,将缓冲区法、网络分析法、高斯2SFCA和Spearman分析方法相结合,从城市公园效益获取的角度对城市公园布局进行公平性评价。本研究将城市公园效益分为四类,即公园内部效益、小型空间效益、中型空间效益和规模决定效益,通过公园效益可达性指数,综合空间和社会维度,对上海中心城区这四类效益的获取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无论何种类型的城市公园效益,核心区与外围区的可达性都存在明显差异,高可达性街道主要位于中环路附近或中环路以内,浦西地区比浦东地区有更多的高可达性街道。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城市公园效益。幸运的是,老年人和失业者也更容易获得城市公园效益。儿童则可能面临城市公园效益的获取不公平问题。（2）论文参考相关研究,建立了基于美学特征、康乐设施、便民设施3个维度的城市公园质量评分体系,通过调整高斯2SFCA中的参数,将公园质量集成到可达性计算中,改进了可达性计算方法,从集成城市公园质量的角度对城市公园布局进行公平性评价。该方法所得到的指数可以同时反映公园的质量和可达性,揭示居民可获得的城市公园服务水平,并通过与Spearman分析方法相结合有效地分析了城市公园布局与质量差异在不同居民群体中造成的不公平现象。结果表明,上海中心城区城市公园便利设施服务水平最高,审美服务次之,而康乐设施服务的建设存在不足。上海中心城区的可达性指数呈现出从核心区到外围区的低-高-低趋势。可达性较高的街道主要位于内环路和中环路之间。公园可达性和质量评价结果的差异表明,在保证公园良好的可达性的前提下,公园质量可以有效地影响公园服务效果。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儿童越多的街道,获得高水平城市公园服务的可能性越小。（3）论文通过改进可达性评价指标,基于可达性指数,利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份额指数法,引入了差异显著性指标和份额指数指标,更清晰地揭示不同群体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水平差距,从群体差异的角度,在街道和区域尺度上深入探讨了城市公园布局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并识别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弱势群体。结果表明,在上海市中心城区街道尺度上,高等教育群体、高等职业群体、老人、失业群体占比越多的街道,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机会越多。其中,失业群体比高社会经济群体更受城市公园服务的青睐,而高等职业群体、老人和高等教育群体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水平基本一致。相反,儿童占比越多的街道,他们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机会越少,儿童获取城市公园资源的水平最低,并与其他群体差距显著,儿童成为相对弱势群体。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区域尺度上,高等教育群体、高等职业群体、老人和失业群体享有城市公园资源水平超过全体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高社会经济群体所占有的城市公园资源份额最高。而儿童享有城市公园资源水平未达到全体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儿童在获取城市公园资源方面成为社会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