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的婚姻观念渐趋开放，中国的离婚率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离婚不仪可能破坏单个家庭，更可能波及社会、影响经济生活。氽业高管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离婚事件受到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使得高管的婚姻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反倒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牵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公众事件。近年来，“天价离婚”的频频出现也引发了广大投资者的质疑和担忧。在高管发生婚变的背景下，依据高阶理论等推导可知，企业的发展前景将变得充满不确定。利润率下滑，经营风险加大，内源融资可提供的资金受限:而供应商、消费者对企业的不信任感显著加深，企业可获得的商业信用水mI也随之下降。当企业需要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时，可能面临借不到钱或者得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筹措到资金的现象，在内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使企业受到较强的融资约束。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011-2018年间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股权过户的提示性公告或实际控制人相关情况变动的公告中提及高管离婚的41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样本，通过匹配同时期同行业非婚变企业作为对照组样本，并运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厂上市公司高管婚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在融资约束的度量上，采用转化为虚拟变量的KZ指数来衡量企业发生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公告高管婚变消息后，会显著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的可能性，即资本市场会对高管婚变的消息做出负向反应，并加剧企业的融资困境，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紧接着，为了探究高管婚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本文引入了技术创新投入、信息透明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这三个变量进行分组研究。研究发现，高管婚变对企业融资约束可能性的影响在技术创新投入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因为技术创新投入较高的企业本身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较高，高管婚变使得投资者加深对管理层的不信任感并且对其实施政策的前后连贯性产生怀疑，进一步放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当其需要外源融资时就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其次，发生高管婚变后，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由于披露的信息质量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也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监督、制衡作用，从而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高企，提升企业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最后，因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缺少外部舱督机制，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管理层更有可能做出有损于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高管婚变后也缺少机构投资肴的专业分析，投资者为了避免踩雷纷纷抛售股票，银行等信贷部门的监督成本提高，从而不愿意放贷给企业或者要求提高借款利率。
　　进一步地，本文将从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两个维度探寻高管婚变导致企业融资约束可能。陛显著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融资来源方面，高管婚变会湿著降低企业可获得的净商业信用水平、外部融资水平以及以净商业信用水平与外部融资水平之和衡量的企业融资数量;在融资成本方面，高管婚变会导致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尤其是有息债务资本成本的显著提高。此外，本文还依据离婚高管职位的高低进行了分组，检验职位特征的不同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效应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高管婚变对企业融资约束可能性的影响在离婚高管职位较高的样本中表现更明显。
　　总结上述结论，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公告高管婚变的消息后，会显著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从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两个维度都得到了验证;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技术创新投入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从而肯定了内部公司治理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能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提高警惕以期能够在事发后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对高管婚变事件的认识，为监管机构出台相应政策改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