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是中华国粹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在“道”、“气”、“阴阳”、“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浸润下,它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理论体系。大多数人认为,技击是它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技击只是它的防身功能,中华武术强调内外兼修,防身、健身、修心,三者合一,才是中华武术的本质属性。“武以载道”、“技进乎道”是中华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武术的“终极关怀”乃是“修心”,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修心之艺”。近代以来,欧风东渐,西方体育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近代的知识人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造成自身落后的罪魁祸首。而西方体育也被一部分国人视为西方富强的原因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武术,开始以西方体育为坐标,将自身改造为中国式的体育。马良“中华新武术”的编练与推广以及精武体育会对传统武术的改造,开启了武术体育化的大门。随后在激烈的“土洋体育”之争中,武术的体育化进一步得到深化。武术开始迈向运动会,成为运动项目之一。与此同时,在社会各界的提倡下,武术进入学校体育科,成为学生锻炼的体育项目。西方体育以近代的生理学等科学为理论基础,所以武术在体育化的转型中,也是以西方的科学作为武器,对自身进行阐释与改造的。并且在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武术的科学化成为民国时期武术界为之奋斗的目标。对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是武术科学化的体现之一。而武术与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力学等学科的关系,是武术科学化所关注的重点所在。革除武术的门户之争,也是武术科学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国术学”的构建,也反映出武术界人士要使武术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传统武术组织,具名明显的宗法制特征。民国时期,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武术组织的新式武术社团。他们制定明确的章程与规则,改革传统武术传授形式,积极推广武术。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是最有影响力的新式武术社团。其中精武体育会来自民间,中央国术馆为官方武术组织。精武体育会借鉴西方管理模式,实行民主管理,并通过制定各项章程来保证其管理制度的实施。精武体育会还在国内外创办精武体育会分会,使它的足迹遍及中国南部及南洋地区。此外,精武体育会主张男女平等,呼吁女子解放,并创办精武体育会女子分会,进一步扩大了武术的传播对象。中央国术馆是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除中央国术馆外,还设置省市(特别市)国术分馆、县市国术支馆、区国术社及村、里国术社,各级国术馆(社)均受上级国术馆及同级政府领导,体现出了层层节制的特征。中央国术馆也制定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等诸多规范,其中的“中央国术馆考试条例”将国术考试分为国考、省(特别市)考、县(市)考三级,并制定了考试资格、考试内容、评判方法等。从内容上看,此条例既仿照了传统的武举,又借鉴了西方运动竞赛的模式,体现出中西交融的特点。条例制定后,中央国术馆分别于1928年和1933年在南京举行了两次全国国术考试,它们既扩大了武术的影响,又为以后竞技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借鉴。除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系统外,城市中一些武术团体也具有新式组织的特征,但在广大的农村,武术组织依旧维持旧有的传承组织与制度。近代武术“体育化”的取向,未能全面普及,广大农村仍在传习传统武术,尚保有“本土化”的色彩。民国时期,武术开始有组织地走向海外,向国外传播。精武体育会在南洋建立诸多分会,将中华武术传播到东南亚各地。中央国术馆也参与了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领“国术”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后,各地华侨纷纷建立武术馆、武术学校,进一步促进了武术的国际化。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国组织了武术表演团在德国各大城市巡演,让欧洲见识了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近代中国武术,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走上转型之路的。在洗刷“东亚病夫”之耻及拯救国难的话语下,“唤醒睡狮”,“国术救国”,成为一部分人的医国方案。在“国术救国”的话语下,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基。身体的国家性,使武术成为了国家政治“规训”的工具。政府控制各级国术馆组织,而武术界也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武术界与国家政治盘根错节的关系,表明民国传统武术的转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西方体育相比,中国传统武术是与之完全不同的理论系统,武术的本质并不是一种体育。但因种种因素的作用,自民国以来至今,传统武术走上西方体育式的发展之路,被改造为一种竞技体育运动。这种面向西方体育的转型,导致它自身的变形、异化,并正走向死亡之路。文化是多元的,又是演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应是在多元视野下追求传统的合理化。传统武术的转型,不应走向西方竞技体育之路,应该“返本开新”,在坚守传统武术的文化特色及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于现代社会,积极拓展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