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着结构性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产业利润大幅下滑。同时,四万亿投资也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矛盾。针对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提出,迫切希望从供给端改革缓解过度投资的影响。现实中,股权性质的不同会对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基于股权性质差异,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手动收集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不同的股权性质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过度投资的影响。通过Richardson最优投资模型来衡量过度投资程度,将回归后得到的正残差视为过度投资的样本;此外,还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过度投资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环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有效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程度更大,即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严重;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抑制作用显著;第四,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持有量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降低资产收益率或现金持有量更易于抑制过度投资程度;第五,在作用环境分析中发现,我国的中部和东北地区、大规模的企业和处于资源加工行业的企业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有助于提高国企的投资效率。本文分析不同的股权性质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从作用机制和作用环境展开研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高投资效率方面提供理论补充,对该政策的后续实施和目标实现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