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著名副刊之一,曾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思想史、文学史和报刊史上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鲜有论者将《学灯》副刊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进行系统而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本论文着重以中层理论为学术平台,以《学灯》主编为着眼点,对发生于1918年3月至1923年8月之间的《学灯》副刊展开具体的实证研究,亦即以《学灯》媒介为一个文化—生态空间,分析《学灯》的内外二重世界以及编者、作者、读者三维的互动关系,重新梳理其文化传播过程和社会效果,从而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生成机制。论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学灯》展开论述:第一,探讨《学灯》建构文化传播阵地之动因。本章主要是从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进行考察,以凸显其多维的参照背景。笔者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灯》始终坚持中立、稳健的文化传播立场,这既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态度有紧密联系,同时也与《学灯》主编自身的思想意识有关。第二,张东荪、匡僧、俞颂华主编《学灯》阶段。此阶段亦可称之为《学灯》初创期。从整体来看,《学灯》初创时期因受时代潮流和舆论环境的影响,明显体现了其作为思想类、学术类刊物的主体特征,而对新文学则明显重视不够。第三,郭虞裳、宗白华主编《学灯》阶段。此阶段是《学灯》的兴盛期。本章重点考察宗白华主编时期的《学灯》,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宗白华积极有效地沟通了《学灯》与《少年中国》的工作;作为编辑,他大胆改革《学灯》的办报模式并发现了其时还默默无闻的郭沫若,从而促成中国新诗的传播和发扬光大;而作为思想者,他又为诗学(包括哲学、美学、文艺学)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第四,李石岑主编《学灯》阶段。此阶段是《学灯》的过渡期。作为哲学家的李石岑,其身份具有学者与编辑二重性,从而使《学灯》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研究型风格,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对西潮、学说予以特别关注,并加大了西潮的灌注与解读;其次,《学灯》专号的系列出版,构建了知识群体的公共空间,在传播策略上具有战略眼光。而在新文学方面,表现出了《学灯》“新文艺的差别待遇”。第五,郑振铎、柯一岑主编《学灯》阶段。此阶段是《学灯》的发展期。本章重点考察郑振铎主编时期的《学灯》,作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郑振铎直接借助《学灯》的大众传媒力量及《学灯》背后的研究系文化群体之资源建构新文学的文艺阵地,最直接的成效就是《文学旬刊》随《时事新报》附刊。至于柯一岑主编时期的《学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但笔者以为:虽然其时《学灯》盛望不再,但《学灯》仍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不少精神资源。总体来说,本论文通过对《学灯》四个主要阶段的历史考察、构图以及与同时代其他报刊所进行的文化比较,意在把《学灯》作为一个“对象体”进行“中观”研究,并进而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之“树高千丈”并非“一日之长”,它的生成与生长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根本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以及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缘”结构。其中,《学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中国经验”和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