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廉价劳动力所构筑的传统比较优势在如今仍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基础性动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面对大国工业回流战略的实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以及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困境局面,因此,中国亟需寻求新的动力源泉来维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逐步实现制造业强国的伟大目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了制度创新这类无形要素也能构成一国的比较优势,对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制度层面出发,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纳入分析框架,综合考察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以此来探寻推动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大以及出口结构优化的新的发展动力。本文首先从制度的内涵出发,综合已有文献的做法,构建了一套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的制度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了 2002-2016年136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水平,并依据Kogut-Singh距离指数的计算公式测算了中国与67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然后,依据各国制度质量水平和出口数据,测算了各制造业行业的制度依赖度,并从规模和行业结构分解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紧接着,本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各分项制度的角度,分别分析了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从规模、各项制度因素和行业结构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国的制度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优化和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另外,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而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则大多为发达国家。(2)中国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制度距离则对制造业出口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针对各制度分量,法律制度质量和文化制度距离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果最大。(3)中国制度质量的提升对中高技术型行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对低技术型行业出口的影响最小,说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