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问题是随着近代科学一同产生的。当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科学时,科学就面临了合理性的问题,如此建立的理论何以是可接受的?面对来自宗教和哲学的攻击,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自然而然的对科学合理性做了一下辩护:1,科学是可经验的;2,科学是可逻辑的。稍后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和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实证论哲学,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按照伽利略所设定的经验和逻辑的框架来对科学合理性进行哲学层面的论证。但是,无论是从笛卡尔、洛克经莱布尼茨、休谟到康德的知识论哲学,还是孔德、马赫的实证论哲学,限于历史条件,都未能仅仅用经验和逻辑建立起完备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康德最终不得不用超经验的”自在之物”作为科学合理性的最后支撑,马赫则迷失于“现象”之中而陷入了工具主义。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伴随着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支柱的“新物理学”的建立,再加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锻造的“逻辑分析理论”这个现成的工具,应运而生的逻辑经验主义终于在前人哲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伽利略型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大厦;把科学建立在仅仅由经验和逻辑构成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合理性理论把经验和逻辑绝对化,完全否定科学中实际存在的非逻辑和非经验的内容,拒斥了非理性。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及至60年代,历史主义终于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而日趋势微。但历史主义又对科学中的非逻辑,非经验因素无限夸大而走向另一极端,使科学陷入了非理性主义之中。60,70年代虽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科学合理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思潮的迅速发展,随着对“理性”的解释,解构型再定义,科学似乎又获得了另一种合理性,但科学的合理性是以科学与宗教、神话和文学批评等同样客,同样实在为代价的。所以,与其说后现代主义倾向辩护了科学合理性,不如说它取消了科学合理性。 不可否认,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但是他们各自的科学合理性又都是片面的,科学合理性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要想辩护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