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威胁。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论文首先以风险管理理论、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管理能力五个维度识别得到了26项文化风险要素。再为前四个维度匹配相应的量化指标、构建结合了TOPSIS评价法和主客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模型以评估分析国别间的“发生型”文化风险差异;对于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则结合分维度以及整体的文化风险防范对策阐释了如何规避“认知型”文化风险。最后从组织体系、决策机制和保障制度三个板块设计了较为系统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文化风险防范体系。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文化风险的主要威胁。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人才储备以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2）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分布规律。总体而言,文化风险程度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增大,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它各国;论文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除了上述沿线地区整体的变化趋势外还存在约旦、孟加拉这类风险等级明显分化的特例;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表明决定文化风险分布规律的内在原因可能是历史沿革和经济水平。（3）构建了文化风险防范体系。论文依据文化冲突二维模式确定了防范体系的设计原则,并参考内部控制模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阶段设计了防范体系的组织体系、决策制度与保障制度三个板块。此外以典型国家为例给出了防范“发生型”风险、规避“认知型”风险的具体对策。论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梳理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明确了风险防范体系的运行逻辑、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综上所述,论文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