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风险承担偏好是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不仅反映了一家公司希望承受的风险类型和承受有关风险敞口的程度,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未来价值和发展预期。公司的风险承担不仅对其自身的经营发展有影响,更在社会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银行作为能够吸收公众储蓄并在高负债的基础上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其风险承担直接影响了其对广大投资者与存款者利益的保护。公司治理中不同利益主体的风险偏好不同所导致的风险承担中的代理问题使得公司很难选择适合自己的风险承担。而银行业本身的特殊则愈发凸显其风险承担问题的重要性。董事会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机构,它的哪些特质能够帮助其在约束公司高管层的风险偏好行为,提高银行的风险规避能力,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呢?本文针对董事会特征与我国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结果对以后的银行公司治理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本文选取了沪、深主板的上市银行从2009年到2018年10年跨度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选用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董事责任保险、董事来源和每年董事会议次数作为解释变量,用不良贷款率代表银行的风险承担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通过研究结果,本文发现对于除了六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负影响。当董事会规模增大时,非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减小,预示着银行的风险承担降低。在董事来源方面,国有背景董事比例的上升提高了董事会对各项经济信息的获取和对经济环境的了解,加强了履职能力,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比较回归系数发现,在规避风险方面,董事来源对地方性银行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其对股份制银行的影响程度。六大国有商业较早地引进了延迟薪资、绩效挂钩和责任保险等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走在前列。其中通过给董事投保责任保险保障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话语权对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起到了显著的负作用。六大国有银行董事和高管面临的监督相比于普通商业银行更为严格,这保证了董事会议的履职效果,使得董事会议次数更好地代表了董事们的工作量与勤劳程度。因此,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更多的董事会议能够显著地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以拨备覆盖率作为不良贷款率的代理变量对实证结果进行再次检验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在论文的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历史改革与现状,对比西方大型跨国银行的治理体系,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在市场化程度和综合化程度上存在差距。效仿英美模式的银行公司治理体系需要有成熟的市场体系以达到市场外部监管的目的。在缺乏市场外部机制时,内部的治理监督体系就尤为重要。我国商业银行在董事会规模、结构、成员背景和聘用制度上都存在改善的空间。建议我国商业银行选择适合公司自身发展的董事会结构、引入董事责任险等先进治理制度、提高综合化经营程度。通过董事会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帮助银行在适当的水平承担风险,迎来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