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还有很大程度的遗留，封建社会的与三纲五常相适应的伦理观念、礼制与礼学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因而传统文化观念、礼制礼学观念仍在流行并被遵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较之封建社会，毕竟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西学东渐也带来了一些学术观念的影响，晚清社会人文科学较之以往自然也有了相应的新内容，晚清礼制礼学思想也就不会与以往完全一致。湖湘，在国人的心目中长时期是作为蛮荒之地而存在的。晚清及之前的历朝历代，湖湘地区被认为经济不发达，思想很闭塞，文化程度低，礼乐文明远不及中原、江浙、齐鲁与鄂皖地区。湖湘的学术历来不受重视，譬如湖湘经学，包括湖湘礼学与语言学，通常不被看好。这种情况，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出，才算有了一点点改变。可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依旧看不起湖湘学术，认为湖湘经学不过“粗闻经义”，后来的湘中经学家由于不通古音之学这个“同病”，故不能称大家。研究晚清湖湘的礼学，就是要说明一个事实：湖湘学者不通经学礼学、仅仅“粗闻经义”的时代，早在王夫之以前就已经结束了。到晚清，湖湘学人切磋礼学，已经进入条分缕析、激浊扬清、攀登理论高峰的时代。自晚清以来，湖湘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风云际会，群贤辈出。晚清湖湘礼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有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皮锡瑞，这四人是有专著的一类。还有看不到专著或者所谓专著份量不是很重的一类，如魏源、何绍基、曾纪泽、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曾国藩是研究晚清湖湘礼学首先要说到的著名人物，他对礼制礼学极其重视，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付诸实践。郭嵩焘治礼的专著比曾国藩的多，其思想基本原则是遵守传统礼制。王闿运有专治礼学的著作《三礼笺》（《周官笺》《礼经笺》《礼记笺》），其中虽有许多失误之处，但胜义亦不少。皮锡瑞的礼学成就，在晚清湖湘诸子中应居首位，在当时的众多礼学家中亦名列前茅，《三礼通论》是皮锡瑞礼学达到晚清礼学高峰的显著标志。晚清国运已经明显地走向衰败，湖湘知识界先驱比较早地意识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责任，最早睁开眼看世界。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是比较早而又比较自觉的，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郭嵩焘则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驻外公使。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成了晚清湖湘礼学家们注意的重要内容之一。郭嵩焘与曾纪泽做到了不辱国格而成为中华礼义的代表，而曾国藩办洋务的表现是引起过异议的。晚清礼学家都注重日常生活的礼仪、礼典活动，都自觉地将礼义之邦的传统礼仪、礼制贯彻于生活实践。从他们的日记与诗文中可以看出，这是较为普遍的情形。湖湘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缺乏敢为人先的精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中大多数依旧忠于传统礼制、礼义。晚清湖湘礼学家对传统礼义观点与传统礼制的固守值得注意。晚清之前已经揭开了湖南礼学走向兴盛的序幕。自曾国藩、郭嵩焘一辈人物到王闿运、皮锡瑞，是湖南礼学取得长足发展的阶段。虽然就总体看，晚清湖湘礼学在著述方面尚不能与江浙吴皖比肩，但是已经接近当时的高水平。其中对礼制礼学的通论已经达到高水平，对礼学史、礼学精神以及三礼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并不比其他任何地域逊色，而对西洋礼制礼仪的研究和把握已是全国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