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弹性工作制度,远程办公已有近50年的发展,从交通视角看,远程办公也被称为远程通勤,是“利用远程通讯技术,部分或完全替代上下班通勤的工作方式”。作为一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这一特殊的通勤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工作出行,缓解高峰小时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因此其受到来自交通领域的长期研究关注。随着远程办公在后疫情时代的进一步普及,其在未来城市发展和交通管理中的作用将愈加重要。深入理解个体的远程办公行为（参与机会、是否选择参与、参与频率等）以及其对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影响,有助于城市交通管理者制定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个体远程办公行为方面,目前研究多统计分析而缺乏相应的理论阐释,其与构成家庭生命阶段的三个最基本个体属性（性别、婚姻、子女）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严重的实证结论分歧,且其动态性特性往往被忽略。在其交通影响研究领域,学界在“替代效应假说”和“促进效应假说”之间争执不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远程办公与通勤出行间存在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妨碍了有效的因果推断。另一方面,目前研究主要关注远程办公对通勤出行的影响,对非通勤工作出行以及非工作出行较少给予关注。针对当前存在的这些研究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针对个体远程办公行为的工作-生活冲突理论,将个体远程办公行为视为权衡工作对家庭冲突与家庭对工作冲突的一种手段,并构建零膨胀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处于不同家庭生命阶段个体的远程办公选择行为倾向,基于2010年德国微观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次,提出了远程办公动态性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2015年德国交通出行面板调查数据对远程办公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详尽分析。然后,本文构建有效控制双向因果内生性的远程办公影响通勤出行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及远程办公影响非通勤工作出行的面板Tobit回归模型。之后,通过多模型检验比选（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面板固定效应回归,面板随机效应回归）,分别探讨了远程办公对参与者自身、家庭内其他职工以及非职工成员的非工作出行（购物出行、休闲出行、接送出行）的影响。最后,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5）,通过变量间相关性检验和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中国职工的远程办公参与行为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取得以下的主要研究结论:（1）工作-生活冲突理论可以对实证研究中关注的个体远程办公行为同性别、婚姻、子女这三个基本属性之间复杂关系进行有效阐释。研究识别出三种远程办公行为模式:无论性别及婚姻状况如何,相比没有子女的人,父母参与远程办公的可能性更小（模式一）。对于没有子女的人,单身的比已婚者更愿意参与远程办公,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与远程办公（模式二）。相反,对于有子女的人,有伴侣的比单身父母更愿意参与远程办公,女性（即母亲）比男性（即父亲）更愿意参与远程办公（模式三）。这三种模式也表明,在家庭生命阶段中,子女是影响个体远程办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2）远程办公动态性方面,在研究样本中,对于那些一直有远程办公机会的个体,每年有13.87%的远程办公参与情况发生了变动。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如,家庭收入降低,生育子女）,工作特性变化（如,全职/非全职状态变化,工作地点变化）以及交通相关变化（如,小汽车可用性,工作地点公共交通衔接性,居住地附近可达性及工作地附近停车状况）都会对远程办公行为的动态性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个体远程办公机会动态性对其是否参与远程办公的选择行为动态性有决定性影响,其影响程度介于（75.52%,91.29%）之内。（3）远程办公对个体通勤出行的影响方面,常规研究模式（不考虑家庭搬迁信息和远程办公跨期动态选择）下所估计得到的结论,无论其显著与否,都很难成为“远程办公——家庭搬迁——增大通勤——城市扩张”这一因果机制的佐证,需要对以往横截面研究所得结论更加审慎。同时,相比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通勤出行,私人机动车通勤时间与个体远程办公行为的联系更为紧密。（4）远程办公对非工作出行的影响方面,个体远程办公状态对其自身以及家庭中非职工成员的非工作出行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同家庭中其他职工成员的平均单程购物出行里程、周购物出行时间和里程显著正相关。体现了远程办公对不同家庭成员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同时也表明,研究样本中远程办公对个体和家庭成员的非工作出行行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限,主要是通过家庭劳务职责的重新分配影响了家庭内其他职工成员的购物出行。（5）我国职工的远程办公参与行为要比德国更为普遍,高达17.51%的个体一直或经常在家办公,这其中,63.64%的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53.03%的个体是老板或个体工商户,这分别是我国不同年代人口受教育状况以及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反映。研究也发现了中西方远程办公的一些共性特征。例如,家庭人口规模同远程办公参与行为负相关,以及工作特征、个体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和感知同其远程办公参与行为间的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