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融资约束却成为限制企业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具有更多经营不确定性、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而言尤为突出。然而伴随着金融总量的扩大,融资约束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点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目前,大型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同时银行信贷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导致大银行承担了过多协调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政策性任务,大银行与小企业之间融资需求的错配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流转不畅。鉴于此,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在关注金融总量发展的同时,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剖析金融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其中一条政策主张可概括为,决定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业结构（银行规模分布）是否与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企业规模分布相匹配,即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上的相互匹配能够充分发挥不同规模银行在甄别信息时的比较优势,更好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需求特性,使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边际贡献达到最大。以上述理论为基础,本文进行了银企规模结构匹配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完善银行体系建设与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本文通过获取历年分地区银行业数据与企业规模数据,根据二者所处的层次构建银企规模匹配指标,与用KZ指数衡量的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回归,实证检验银企规模匹配度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改善银企规模匹配度将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积极影响,即银企规模匹配度越高,KZ指数越小,越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该影响在非民营企业（绝大部分为国营企业）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影响机制是,银企规模匹配的适宜性通过强化银企关系而降低了融资约束,而国营企业本身较强的银企关系则缩小了银企规模匹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力。第二,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规模匹配与融资约束之间并未存在部分文献中提到的U型关系,表明当前银行体系结构较为单一,银行竞争激烈程度较弱,市场力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银企规模匹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越显著。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以及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效应,可能使得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银企规模匹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力有所减弱。第四,从机制路径来看,以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发现对于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企业,银企规模匹配对缓解其融资约束的效力更显著,由此推测银企规模匹配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进一步聚焦于银行和企业的规模匹配关系,与传统总量式研究形成对照,寻找解决企业融资约束的最优路径,并在实证检验部分进一步分析银企规模匹配度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应构建多层次银行体系,如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将大银行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任务中解放出来,通过改善银企规模结构匹配的适宜性,遵循“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客观规律,发挥不同规模银企双方的比较优势,构建适宜的地区金融环境,最终使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率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