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传播为视角,寻循清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创作活动的迹历,就蒙古族诗人的心态动机、行为方式及世人对诗人形象的接受、影响作了分析讨论。第一章总论清代蒙古族诗人创作传播的生成,就影响蒙古族创作传播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进行分析。社会空间构成了诗人创作传播的外推力。蒙古族诗人较为集中地生活在京师、江南,在宫廷政治空间、社会公共空间、文化消费空间三个层面,京师和江南都为诗人提供了丰厚的文学滋养。主观方面,长期的儒业学习和时风浸染,蒙古族诗人自然皈依了以儒家人格价值理念为核心的道统,以“士”的身份为傲,而自古以来诗就是士人以这一特别的文体通过思想感情意念的抒写,透射自我价值期许、播扬襟怀,意图实现“仕”的功能的重要方式。正是“士”的历史传统信念,驱使他们创作传播行为的生成。第二章聚焦于乾嘉时期著名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传播。经由近百年的培养,至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开始大放异彩。法式善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诗人,因此本章聚焦于他的创作传播。法式善的传播心态集中表现为对“名”的追求,即仕途中他表现出“扬名”人格价值欲念,在诗坛则表现出“主盟”心态。法式善在仕途中的文学传播行为是为积累仕途资本服务的。在诗歌世界,法式善将在仕途获得的政治权利转化为文学权利,这种转化的利用,使他成为乾嘉诗坛盟主之一,并建立了庞大的交游关系网络,传播了他的创作。诗龛作为一个场所,传播着法式善诗的美学思想,承载着他和众多诗人的文学传播过程。而雅集的绘写、题咏又为未曾到过诗龛的人提供了拟态环境,推动着传播的扩张。法式善是以教育者的身份成为名宦的,而后世也对他的政治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文学成就方面,与法式善交游之人对其诗才赞誉有加。但法式善去世之后,其诗学才华渐少有人关注。至晚清,有人从法式善的族属身份出发,肯定他的贡献。法式善的文学传播行为代表了乾嘉诗坛的一种文学传播趋向——诗仕互融,诗歌传播有助于仕途进取,而仕途反之也助力于诗歌传播。第三章重点分析了道咸同时期两位蒙古族高官柏葰与瑞常的创作传播。柏葰的传播心态是追求仕进,他希望以良好形象示人,争取更大的仕途成就,其唱和诗表现出一种功利性特点。后世对柏葰的记忆是和戊午科场案融为一体。在舆论、小说和诗歌中,士人对戊午科场案的认识明显不同,柏葰的形象也随之变迁。和柏葰同处高位的瑞常,则喜欢在诗歌中思乡恋旧,表现出官场“异客”心态,杭州才是他心之所向。在这种心态影响下,瑞常的唱和诗具有一种空间性的特点,他的传播行为是情感性的。瑞常虽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但他不是咸同两朝著名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也没有积极经营诗人身份,因此在他去世后,对他的接受几乎就中断了。柏葰和瑞常的传播行为非常单一,寄酬唱和就是其诗歌的主要传播方式,而这一现象在道咸同蒙古族诗人中并不罕见。这些诗人的传播行为是为满足仕途交往需要,他们是在遵行官场一直存在的仪式化的交往方式,表现为诗随仕动。第四章论述了光宣时期两位著名的蒙古族诗人延清和三多的创作传播。延清始终以一个旁观者似的立场审视朝局走向,这种心态使他成为时局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成为事件的主动传播者。延清的赠酬唱和已具备公共讨论的性质,他的传播行为具有纪实性和集纳式的特点。报纸时代来临,也影响了延清的传播行为,他开始注重读者的阅读兴趣,其刊刻更是有如打印一般频繁。对延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友人的著述中。无论是从政还是创作传播,三多都比延清表现的更为积极、张扬。他是一个实践者,积极介入杭州文人圈。时至光宣,以三多为代表的杭州八旗诗人,实现了与杭州文人、文学的全面交融。三多的传播行为表现出一种“借力使力”的特点,类似于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另外三多还使用了新媒体传播,在近代蒙古族文人中,他是唯一一位主动利用报纸进行传播的诗人,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才子形象,这更类似于“炒作”。晚近文人对三多的文学才能多有认可。三多是可以和晚清文坛进行对话的蒙古族文人。从总体上看,八旗诗人对新媒介——报纸兴趣不大,他们的传播选择是避“新”守“旧”的。通过分析这些清代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传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从心态到行为都体现出了蒙汉文化、文学交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