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无论是从作品诞生后在当时文坛上的典范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来看，还是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在艺术审美和文学价值上仍然具有的典范特性来说，《暴风骤雨》都可堪称是一部杰作。为了能够真正透析《暴风骤雨》作为“经典”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性和艺术独特性，我们的论述将会把《暴风骤雨》纳入整个创作和传播流程当中，从历史语境、审美形态和文化传播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中，对作品创作的历史语境的考察主要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主体身份三个方面入手，主体身份又主要从创作主体的政治理性与政治情感着手。由于政治军事上的紧迫性，经济上的匮乏性及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东北解放区中国中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斗争形式和土地政策，决定了作家创作《暴风骤雨》所处的外在的政治环境，也决定了《暴风骤雨》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核心的中共文艺政策也对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有着很大的影响，使他在选材和创作的过程中回避土改斗争复杂性、矛盾性，只展现有利于推进土改运动的一面。同时，周立波是当时土改的下乡干部，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土改精神，此种主体身份决定了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和立场。然而，作家的创作主体身份还有政治情感的一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中，他更加牢固地树立了对中共中央真挚炽烈的政治感情。这些共同造成了作家在创作《暴风骤雨》时对政策性内涵的突出强调和对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有意的“误读”。对作品生成的审美形态的考察主要从文本的自然风俗描写和方言土语着手。通过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进行比较，将“自然风俗描写”确立为《暴风骤雨》的艺术独特性和文学价值性之所在。《暴风骤雨》所采用的方言土语，以其源自大地的生命力、自然去蔽的本真性，为作品增添了别具韵味的审美品质。除了为人所称道的东北方言所特有的指事名词、俗语、歇后语的运用，在《暴风骤雨》中，其实最能体现其地域特色的还有名词中的方位名词、时令名词与语气词，而最能体现方言审美韵味的则往往是其特有的形容词，最具文学表现力的则往往是其特殊的句式和修辞。这些与“自然风俗描写”共同构筑了文本的艺术独特性和文学价值性。对作品文化传播的考察则主要从传播媒介的流变与文化接受的差异来分析和研究的。从报纸连载到单行本小说，从文学剧本到拍成电影，甚至再到作品的部分章节被选入人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其所承载的文本的文化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异，由此也形成了文化接受上的差异性。至此，我们才能够较为全面深入地揭示出《暴风骤雨》“经典”地位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文学价值性与文化传播性；才能够透析文本的审美独特性、传播流变性和接受的差异性，真正全面深入地发掘出《暴风骤雨》作为“经典”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性和艺术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