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然在法条中确认了“确认无效之诉”这一种判决形式，但是既没有成熟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也缺乏完善的确认无效之诉的诉讼制度。笔者在第一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关于最高院《行诉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的实行情况的搜集调查，发现第57条第2款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是并没有明确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即适用对象并不明确，造成了有法定的判决形式但是无所适用的实际情况，使得“确认无效”这种判决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第二是无效行政行为诉讼程序规定的缺位，确认无效之诉有其特别的诉讼要件和诉讼程序，这也是确认无效之诉与撤销之诉相区别之处，这些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的话，行政相对人在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也可以有法律途径的明确指引。通过对域外确认无效之诉制度的分析与借鉴，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诉讼制度的四方面的建议：第一是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明确确认无效之诉的适用对象；第二是规定确认无效之诉的特殊诉讼要件，包括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为原则，诉讼期间以停止执行为原则，应以行政确认程序为前置条件；第三是明确确认无效之诉与撤销诉讼之间的关系模式选择；第四是在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的非诉执行中增加行政相对人抗辩程序，在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的非诉执行中引入禁止令。建立确认无效之诉制度，尤其是对确认标准和诉讼程序的明确，为行政相对人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强化了以国家公权力为支撑的行政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手段，并且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可以逐步弥补目前行政诉讼救济手段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