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能源消费规模庞大,并造成能源短缺与较高的碳排放水平。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从顶层设计将碳强度下降指标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并进一步将碳强度下降指标下发到各省市。科学评价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政策本身的实施和完善有一定意义,也有助于能源结构的优化、促进低碳高质量发展、在“碳中和”的政府目标下为低碳指标调整提供经验依据。本文将中央政府发布的这项政策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工业部门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严格碳管制对能源投入结构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框架测算了技术进步的低碳能源偏向指数以考察该政策的影响机制,最后就不同地区碳强度下降指标对碳管制政策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的严格碳管制政策造成了低碳能源比重的下降。相反,在那些得到“政策豁免”轻微碳强度下降指标的地区,碳管制反而导致低碳能源所占比重提高。这一研究结论在各项稳健性检验之后被证实仍然是可靠的。从政策出台后各年的影响来看,严格碳管制政策对低碳能源投入结构产生的消极影响存在时滞周期,即该政策在实施的第一年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但第二年开始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此后对工业低碳能源投入结构的消极影响逐年递增。（2）随着碳强度下降指标的提高,严格碳管制表现出更强的政策效果。即严格的碳管制政策对低碳能源投入结构的消极影响随着指标越高表现出更强的消极影响,低碳能源的投入比例也越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严格碳管制倒逼高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边际产出增长率的提升,降低了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低碳能源偏向程度,由此反而导致高碳能源消费规模上升以及明显的高碳能源回弹效应,从而导致低碳能源所占比重下降。可见,严格碳管制提升了技术进步的高碳能源偏向,表现出明显的高碳能源消费量“不降反升”的回弹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应适度调低当前的碳强度下降指标,并引导企业进行以低碳能源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活动,以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并实现长远的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