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市公司出资人的权益做出调整,常见于世界主要国家破产重整的实践。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调整债务人企业股权结构,重新分配出资人权益,吸引投资方注入偿债资源和其他优质资产,帮助重整企业清偿债务,打下恢复经营能力的基础。尽管我国目前实行的《企业破产法》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存在有关规定,但内容并不能满足当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践中从业者寻求相关问题指引的需要。通过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案例实践情况进行梳理,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形成的全流程进行梳理,对其制度价值予以肯定评价的同时,也需要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制度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分析,寻求改善路径。在出资人权益调整过程中,出资人组作为出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统一表述意见的组织,其单一的表决方式,相较于上市公司此类股权结构复杂,股东人数众多的公司而言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资人组内意见,特别是对于广大中小股东而言,其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形成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出资人代表也难以统合出资人内部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增加出资人组的博弈能力。出资人组表决权行使机制的不健全,增加了实践中部分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不满的出资人对重整计划草案投票反对的可能性。鉴于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复杂性及时间敏感性,司法机关往往会通过强制批准制度裁定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虽然我国《企业破产法》同时规定,在强制批准制度中,只有当人民法院认定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符合“公平”、“公正”的标准时方可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但实践中却并不存在法定的具体衡量标准。上市公司涉及业务领域较多,且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目前数量尚不足以支持构建大数据分析体系,因此目前从计算过程出发建立统一的、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比例计算方式应当是一条现实的、具有可行性的路径。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向对重整计划持异议的出资人提供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异议出资人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表达意见,寻求救济。尽管有部分观点认为设置诸如上诉等司法救济渠道会影响重整计划的实施,拖延重整工作进度,但同时也会使得出资人丧失对抗确实损害其权益的调整方案的能力。进而或将导致出资人通过自力救济模式寻求救济途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实践经验可进行一定改善。首先,健全出资人分组机制,根据出资人持股性质将出资人分为普通股股东组与优先股股东组,再根据持股数量将普通股股东组进一步划分为控股股东与大股东组以及中小股东组。其次,完善出资人代表制度,明确出资人代表的职权,探索构建出资人委员会制度,统合各组出资人共同对外发声,提高博弈能力。再次,结合财税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规范统一出资人权益调整比例的计算方式,对出资人权益剩余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估算。最后,为异议出资人提供司法救济途径,允许异议出资人通过上诉方式寻求救济。同时,为了兼顾重整工作效率,可规定寻求救济期间不停止重整计划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