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的庭审人证调查存在证人出庭率低、职权主义偏重,庭审对抗性不强、辩护人作用有限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庭调查方式改革方向不明确、框架不完整且规定模糊,无法满足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在法庭调查程序方面目的的实现。我国经过多次刑事诉讼的改革大体形成了法官依职权询问与控辩双方对抗询问相结合的一种法庭调查方式,但是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使得司法实践中两种询问方式主次不分,对抗询问形式化严重。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的庭审人证调查存在证人出庭率低、职权主义偏重,庭审对抗性不强、辩护人作用有限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庭调查方式改革方向不明确、框架不完整且规定模糊,无法满足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在法庭调查程序方面目的的实现。我国经过多次刑事诉讼的改革大体形成了法官依职权询问与控辩双方对抗询问相结合的一种法庭调查方式,但是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使得司法实践中两种询问方式主次不分,对抗询问形式化严重。为了解决人证调查方式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域外两大法庭调查方式即交叉询问及审问式的特点、优缺点进行研究,同时借鉴由审问式引入交叉询问而发展形成“混合式”人证调查方式国家的改革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国的司法现状、制度构造、法律传统等对我国未来人证调查方式发展方向、制度规定提出观点及建议。通过研究可以明确审问式与交叉询问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且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弊端,交叉询问可能因辩护律师的能力存在差距而导致真相被掩盖,而以追求实质真实为价值目标的审问制,法官的参与帮助厘清疑点,并在强势控方下对辩护方进行“关照”,使控辩方相对平衡,却也因法官的过分控制使得辩护方的权利被压缩,有碍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所以刑事诉讼法庭人证调查制度的发展方向在于汲取审问式和交叉询问两者的长处,避其短处,所以形成一种新的“混合式”人证调查方式。根据我国的立法发展以及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要求,脱离传统的仅依托职权主义审问式的法庭调查已成定局。基于限制法官的权力,加强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扩大辩护空间,推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共同发挥作用等需求,促使在法庭调查中引入控辩对抗式诉讼理念。而作为控辩对抗式法庭调查方式的代表——交叉询问,具有成熟且相对完善的制度规则,成为改革的“参考资料”。但着眼于我国已形成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及司法传统,以及日本、意大利对“混合式”法庭调查方式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对交叉询问及相关的配套制度不能全面引入,也不能依靠一次性的改革解决我国庭审虚置的问题,而是要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之上强化平等对抗、增加辩护空间、追求程序公正、引入必要的询问技术与配套规则、细化我国现有的简单粗放型法庭调查方式规定。本文对我国未来人证法庭调查方式的改革方向秉持着不超脱于现有框架的观点,在保留部分职权主义因素的情况下,加强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细化轮替询问规则,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发展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混合式”法庭人证调查方式,即以控辩对抗式询问为主、职权询问为补充的一般询问方式,并以对质询问作为特殊询问方式。
其他文献
在当前信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信用环境有待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由行政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健全信用监管体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个人信用监管也成为了政府职责的重要一部分。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特定自然人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况。按照时序先后排列,个人信用监管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对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二是对个人信用的评价打分,三是实施失信惩戒或守
我国在198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逐渐增多,家庭结构也开始发生巨变。(外)祖父母成为照顾未成年(外)孙子女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如今社会年轻人生活压力普遍增大,离婚率不断上升,很多老年人在子女离婚后探望(外)孙子女遇到了直接抚养人一方的阻挠,进而产生了大量隔代探望权纠纷。我国2020年出台的《民法典》仅仅沿袭之前《婚姻法》中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享有探望权的规定,并未承认(外
公司越权担保是指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作出有效决议就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或者公司股东提供担保。通过对中国近年来重大司法案例的调研可以看出,对于公司内部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学术界主流看法经历了由法律规范属性分析说到公司内部管理说,再到越权代表说的发展过程。经过历时十余年的争议之后,在《九民纪要》和《民法典担保解释》陆续颁布实施后,关于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的争论才最终落下帷幕。因为越权代表说的解释路径更
非婚同居在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并为大众所接受。在自由主义与性解放思潮等西方观念的传入与社会发展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非婚同居作为恋爱的阶段之一,或将其视为婚姻的试炼,以此来实现亲密关系的磨合与升级。然而在非婚同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纠纷与摩擦,暴力作为纠纷的一种常见形式,也在非婚同居的群体中大量出现,不仅严重危害了受暴者的人身权益与生命安全,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西方
网络支付环境下的侵财犯罪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发生变化,随着支付宝的日益普及和人们对便利生活的追求,支付宝用户以及将银行卡绑定支付宝使用的情况也爆发式增长,利用支付宝网络侵财的案件也随之增加,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对于这种新型支付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理论方面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实务方面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偏差,对于盗刷支付宝绑定银行卡的定性问题也是存在相互冲突的观点。研究盗刷支付宝绑定银行卡的定性问题,
知情同意是当今世界各国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中的“常青树”原则,其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使用行为进行规范,以达到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而使得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双方在“知情同意”这一强制程序履行下达成平衡。但是实际生活中大数据水平在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也随之提升,个人信息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知情同意原则中的“同意困境”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信息主体对知情同意结果缺少关注或出于被迫同意等情况
我国的监护人责任条款的整体框架,自《民法通则》第133条到《侵权责任法》第32条,再到如今的《民法典》第1188条,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监护人责任条款的定位之争自《民法通则》时期就存在,这些争议一直延续到《民法典》。定位之争之所以延续至今,主要是因为我国监护人责任条款特殊的立法框架导致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依照文义解释,第1款平行于第2款,第1款与第2款都将定位为对外的直接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情况下,
股权让与担保作为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其兴起之初,国家并未出台相应的法律进行规制。由于理论界对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问题看法不一,再加上缺失法律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对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问题作出规定。随后,为了使法律界人士更好地理解《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