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学史上,宋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要进一步寻绎中国经学对宋代社会的浸润和影响,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视全豹的效果。另外,宋代由于继五代乱世而建国,学者思有以拨乱反正之策,这思考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是在抵制释迦教理入侵的同时,还逐渐舍弃了汉唐注疏之学,试图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挖掘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秩序的建设方案。因此,本文在架构与论述过程中,也力图反映宋儒对儒家经典思想资源的嫁接与利用,从中体现其精神折向,也即体现出“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将宋代《春秋》学作为“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整体性的思考需要局部实证加以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拟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向度来分析。具体言之,本文首先展开论述经学变古思潮的发展脉络,进而论证这种思潮的发展对理学、《春秋》学崛起的影响,以及在理学产生后,理学与《春秋》学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际上,在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都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的解经方式、内容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在理学的浸润下,也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其次,本文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从经、史相通的学术视野考察宋代学者对《春秋》性质之争的深层原因。为了清晰地梳理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前理解”,笔者不惜笔墨地概述了先宋时期学者对《春秋》性质的认识,然后重点转向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被视为经的性质的倾向十分明显。从杜预到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为经、史合一的性质,这一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分歧不大,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等人是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合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论证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本文第三章继而讨论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虽然王霸观点向来属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但在《春秋》学中却体现了“经”与“史”的双重特征。即宋儒一方面描述了春秋时期的王霸盛衰的事迹,另一方面又以此事迹为突破口,重点以心术动机为契机,进而衍申出义利、理欲、名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加之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尊王攘夷的强调,一起构成了宋代《春秋》学中王霸之辨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于《春秋》学中寻觅宋儒对“王霸之辨”的思考轨迹,这个问题若放在经、史相通的《春秋》学视野中考察,既能加深对宋代“王霸之辨”内涵的认识。也可以以一个具体个案来分析宋儒“以史通经”的经解思想。另外,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虽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经乃“依经废传”、“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绝非仅限于此。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成说,则会产生一个误导：即至少汉、唐时期众多的解经传统至宋代全都断裂了,而宋儒则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经“新路”,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例如《春秋》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解经依据,正名定分、别嫌明微的用心,反经行权的思量等等,都是《春秋》学独特的解经方法,这些都是当今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经解问题。第五章讨论宋代学者对《春秋》起止与断限的研究。传统经学家强调所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甚至连《春秋》的起始与断限都有其特殊意义。《春秋》于鲁隐公元年开端,却于哀公十四年终结,这一年既非鲁国某公的始年,亦非末年。这样,关于《春秋》的起止之争,在整个《春秋》学史上就没有停息过。另外,自孟子伊始,已经瞩意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宋儒对此问题的关注更是十分普遍,因此,孔子为何作《春秋》、《春秋》为何止于“西狩获麟”,这些已经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争论自汉代发端,一直延续到宋代亦未能获得一致见解,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作出相应的评价,也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以上为本文欲完成的目标和拟解决的相关问题的概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结论,也必然是对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因此,本文结论认为,宋儒将理学思潮融入《春秋》经解、辨明《春秋》的经、史性质、探讨《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以及追问《春秋》的起止与断限,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要通过对原典资源的重新审视和诠释,使儒家的价值理念获得进入历史的鲜活生命力,并转化为自身时代“所拥有的传统”。宋代学者开创的《春秋》学研究的新阶段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恣意驰骋的思想空间仍然是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且当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先秦时期的宋朝,依然喋喋于陈陈相因的大义微言,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