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是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养老保障体系的日臻完善，企业年金的保障作用将更为凸显。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时间比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基金积累规模也将是相当可观的。从框架构建、基金筹集到基金管理、基金投资，再到基金发放，企业年金基金始终面临着来自于多方面的风险威胁。风险控制是企业年金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规避和控制风险隐患，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所重点关注的话题。　　伴随着企业年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和职工规模逐步扩大，企业年金基金也在迅速壮大。同时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如法律法规位阶太低、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投资渠道不畅、管理体系不规范、企业和职工参与动力不足等。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管理是一个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综合体系，各主体之间既有着相一致的利益诉求，又有着相矛盾的利益冲突。企业年金基金风险控制是指基金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减少基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降低基金风险发生时造成的损失，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损失程度，而非完全消除风险发生和风险损失。　　企业年金基金风险的产生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所有权与监督权的错位，所有权人因监督权较弱而无法全面准确地掌握基金风险，监督权人因利益约束不强而缺乏全面准确掌握基金风险的动力，从而给各种侵害企业年金基金利益的风险因素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投资管理实践与保值增值目标的脱节，投资管理人过分追求基金增值和投资的高收益，将企业年金基金置于高风险的威胁之下，保守型投资策略使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基金投资的收益率不高，投资管理人还有可能作出对年金基金资产不利的决策，从而年金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相悖。三是监管机制对公正立场的偏离，出于各种不同利益动机和价值导向，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在监管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公正立场的偏离。企业年金基金风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按照管理流程划分包括受托风险、托管风险、账户管理风险、投资风险等，按照风险性质划分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风险成因划分包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违约风险、购买力风险、流动性风险、关联风险、集中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和汇率风险等，按照是否能为受托人所控可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大类。　　综观世界各国企业年金的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不难发现一些基本规律和共性特征。一国企业年金的制度框架越成熟、监管体系越发达，企业年金的发展也越迅速，年金基金的风险控制也越稳当，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效果也越好。制度框架的成熟和监管体系的发达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介入和雇员个人的积极参与，还离不开防范优于治理的构建理念和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发达国家的企业年金基金风险控制机制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内部关联投资产生风险隐患、账户管理缺陷导致风险威胁、监管滞后不利于及时化解风险等，从而严重威胁着年金基金的管理安全。　　年金基金的筹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年金缴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此给年金养老金的替代率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对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筹资数额不好作长期判断，职工对年金养老金待遇的目标替代率不好把握，进一步导致职工对企业年金的预期和关注度下降，从而加剧了年金基金缴费的波动性和偶然性。　　年金基金的管理风险主要集中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监管时滞三个方面:首先，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参与管理企业年金基金的首要目的便是自身获取经济等方面利益，虽然获取经济利益是以保障受益人权益为前提，但是当各管理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受益人权益保障发生冲突，即使存在信托合同或委托代理合同的制约，管理主体仍有可能作出不利于受益人权益保护的行为和举措。其次，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之间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属于平行的合作关系，受托人居于主导性地位。实践中容易出现银行、基金公司先得到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法人受托机构后承担企业年金基金信托业务的尴尬局面，先确定代理人后确定受托人的情况导致受托人的选择权和监督权虚置，在出现重大决策纠纷时必将出现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对受托人的倒逼机制，最终遭受损失的还是委托人和受益人。最后，监管时滞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实践中无法回避，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实践较短，监管信息不能及时传递，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必然迟滞，从而间接助推了年金基金管理风险的扩大。　　投资是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投资收益和投资水平直接决定着企业年金制度的成败，同时又受制于基金投资的风险控制，因此风险控制是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的重中之重。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涉及的领域宽泛，管理要求较高，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共生互动的关系，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必须有健全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安全有效的投资环境，同时企业年金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也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一般分为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两个方向，金融投资工具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企业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贷款合同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等，实业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不同投资工具具有不同的优势与劣势。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必须遵循风险分散原则和专业化管理原则，同时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其次考虑盈利性，最后才是流动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具体管理流程包括确定投资目标、投资风险管理、资产配置决策、构建投资组合和评价投资绩效五个方面，其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测度、风险评价、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等内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严格限量监管模式、审慎监管模式和混合监管模式三类，目前我国还不具备采取审慎监管模式的法律、制度和经济环境，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应逐步放松管制，实行严格限量监管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的监管方式主要有政府的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的外部监督，我国目前主要为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组织缺乏必要监管手段，中介服务机构的独立性欠缺，社会信誉度不高，从而无法形成科学规范的外部监管机制。　　制度完善是提高企业年金基金风险监管效果的重要途径，尤其在当前我国企业年金基金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制度完善还是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必要条件。基金筹资风险的制度完善方面，要明晰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责任，规范完善筹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建立健全集合年金计划。基金管理风险的制度完善方面，要切实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加快完善信托管理制度，规范企业年金理事会的职责，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和非政府监管机制，并建立明确的惩罚机制和救济制度。基金投资风险的制度完善方面，要优化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规则，建立均衡的基金投资风险共担机制，并强化基金投资风险的政府监管。基金风险控制的综合监管机制方面，要健全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并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企业年金基金的风险控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内部进行制度完善和机制优化，尤其是中观层面的制度构建和微观层面的技术规范，而且需要通过宏观外部环境的优化对其进行支撑和扶持，重点包括法律环境、投资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环境等。基于企业年金制度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突出重要性，我国应尽快在全国层面出台《企业年金法》，以对企业年金的各项事务进行法律性规范，并制定《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条例》作为《企业年金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我国应规范和引导企业年金基金逐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放开投资领域和投资品种的限制，除适度放开企业年金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范围外，还应鼓励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同时加大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力度，确保企业年金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实现规范而高效的运作，使企业年金基金能够获取较好的稳定投资收益率。中介服务机构在提供企业年金中介服务时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职业准则，其职责范围应予以明确和规范，政府应针对中介服务机构建立起严密的监管机制，切断中介服务机构与管理主体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关联，同时加强舆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与引导，使中介服务机构真正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地提供信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