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相对应中央立法而言,泛指有权限的地方立法机关,在本地区的时空范围内,就执行中央立法和规范地方性特殊事务所颁布实施的立法。我国领域广袤,人口众多,国情也十分复杂,这使得地方立法在我国国家立法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单一制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中央集权。然而,在我国单一制的背景下,地方立法权能之存在,仍然具有其正当性。从外部因素来看,地方立法是维护地方自生自发秩序的需要,是表达地方性知识的需要;从内部因素来看,地方立法可以弥补中央法律规范中存在的“目的缝隙”与“表达缝隙”,以便中央法律的操作和落实。一切立法活动都与地方立法主体相关联。中央与地方立法机关相互关系,是我国一元两级多层次立法体制中诸多立法主体之间最重要、最直接、最核心的相互关系,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研究和重塑二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实现中央与地方立法良性互动的路径,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对二者相互关系进行辨析、运行现状实证检视的基础上,提出重塑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良性互动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路径。从功能说的角度,地方党委、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地方政协以及社会公众均可构成地方立法主体。诸多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合作、配合,行使着不同的职责。具体而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扮演着法规的“制定者”角色,即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党委在地方立法中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这是党对新时期加强法治建设领导提出的全新路径遵循,也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包括立法工作在内的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指明了前进方向。具体而言,地方党委领导立法工作,主要体现在立法前决策、立法中领导与立法后的领导三个方面。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中扮演着“提案者”与“执行者”的角色,地方政协和社会公众则在地方立法中扮演着“参与者”与“遵守者”的角色。从实证角度来检视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运行现状,可为探寻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制度的完善路径提供思路。地方立法的立法过程可以界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立法准备阶段;二是由法案到法的阶段;三是立法完善阶段。立法准备阶段属于为立法提供或创造条件的活动,它的最终结果直接为进入下一阶段的立法运作过程服务,因而它是整个立法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从实践来看,地方立法主体在立法准备阶段行使立法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法案到法的阶段,是指由法案提出直到法的公布这一系列正式的立法活动所构成的立法阶段。从实践来看,在这一立法阶段中,各立法主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呈现出如下特征:地方党委极少在这一阶段直接介入;地方政府提案率过高对人大主导立法形成影响;地方人大对法规案进行审议修改的质量存在局限性;其他主体参与这一阶段存在冷热不均现象。立法完善阶段主要包括法的修改、废止、解释、配套等环节,地方立法主体在此阶段中的功能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启动法规修改、废止程序的影响力较强;地方人大对法规清理启动的及时性有待完善;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在法规解释权运用的活跃度上存在差异性;法规配套性文件制定情况失衡。在立法论的视野下研究地方立法主体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要确定良好的立法理念。一般情况下,先进、创新的立法理念就会创制出先进、可行、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完善地方立法主体制度立法的理念,首先需要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多元利益主体权利、公开以及效率三大基本原则;其次需要坚持立法过程的民主化、立法决策的理性化、立法结果的正当化以及权力控制的程序化等四大功能导向。在前述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完善地方立法主体制度的具体路径有:第一需要科学合理定位地方立法主体的权能,实现地方立法主体良性互动局面;第二为平衡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地方利益冲突的解决规则,这就需要健全规制立法博弈规则和终局裁判规则;第三落实到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建构地方主体合力立法的新思路: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机制,建立健全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功能,实现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中的协同功能,探索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立法中的协商机制,拓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