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小说在我国源远流长。自其诞生以来，以其贴近世俗、世情的内容，而广受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欢迎，其世俗性、言情性、趣味性、消遣性等特征，广泛地吸引着市民阶层的读者。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又掀起了市民小说创作的新高潮，及至九十年代，市民小说的创作已经呈现某种潮流创作的趋势，除了“新写实”继续关注市民世俗生活的作品外，还出现了“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和八十年代末的一些先锋作家也纷纷转向现实主义的作品等。这些关注普通市民生存、生活的作品的涌现，使市民小说成了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　　九十年代的市民小说在回复到传统的关注世俗人生主题的同时，又有着某些新的时代特征。这种新的特征使九十年代的市民小说已不仅仅是对市民社会世俗生活层面普遍的关注，也不仅仅是对市民生活精神层面上的关怀，而是把两者“合二为一”，既对其世俗层面的关注也对其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并形成“温情”叙事的创作特征。　　九十年代市民小说世俗关怀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普通民众和底层的平民百姓。关怀的主题主要有市民个体生存的关怀、婚恋的关怀以及亲情的关怀。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关怀武汉底层民众、市井人生的新写实作家池莉，关怀改革开放前沿广州的商海大潮下都市白领阶层生活的张欣和关注上海弄堂中下层市民日常生活的王安忆。三位年龄大致相仿，经历大致相同的女作家，虽是对不同城市的市民作近距离的关注和表达，然而她们却是有着共同创作主题: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来来往往》、《生活秀》等作品，张欣的《爱又如何》、《岁月无敌》、《一意孤行》等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妹头》、《富萍》等作品都以大城市的中下层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关注市民个体的生存、婚恋和欲望等，都对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态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关怀意识和人本关怀意识。　　对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及其世俗生活形态的关怀，最终的指向是对个人欲望的关怀。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池莉、张欣、王安忆等作家对市民世俗的关怀有着各自不同的指向:池莉指向的是对武汉普通市民物质化的欲望关怀，张欣指向的是对广州白领阶层的关怀情爱等精神欲望的关怀，而王安忆指向的是对上海中下层市民的关怀，体现在物质生活与精神欲望和谐结合的关怀。三位市民作家对世俗的关怀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领域与地域特色，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时空的市民生活与精神欲求的风貌。　　九十年代的市民小说，复兴了市民小说关注世俗人生的传统，同时也灌注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市民作家表达了对市民生存世界的真、善、美的关怀，弘扬务实、达观、坚韧的市民精神，符合时代与社会的要求，起着一定的安抚民心的作用。然而九十年代的市民小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市民小说多停留于生活的表层，存在着一种主观图解市民生活的倾向，未及对市民错综复杂的精神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艺术表现力偏低等，成为市民小说发展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