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战略”是杜鲁门政府时期(1948—1953)美国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分裂中苏关系的政策。它旨在用怀柔和压力的政策,加深和扩大两国的分歧和摩擦,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削弱苏联的力量并遏制其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从而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政治格局。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既处于美国全球扩张主义的背景下,又处于美苏争霸的国际大格局中。冷战的爆发,加剧了美苏对势力范围的争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在欧洲及亚洲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但是,由于美国的“欧洲第一”思想和全球扩张的力量限度,使得美国在亚洲暂时处于战略防守的态势。因此,美国为维护有利于其自身的战略格局,不得不使用除直接参战以外的一切方式来获得最大利益。中国在东亚的重要地位,自然被看成维护美国亚洲利益和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亲美”的国民党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杜鲁门政府积极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陷入被动,但同时也为其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对中共充分了解和对中苏关系深入预测的基础上的,南斯拉夫事件的发生更为美国外交决策层重新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绝好的借鉴意义,分裂中苏关系成为美国新的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和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首的一些国务院外交官认为中共相对于苏联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分歧,应采用积极、隐蔽的手段来离间中苏关系,由此可以大大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势力扩张。所以在乔治·凯南的主持下,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企图分裂中苏的政策计划。鉴于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激烈的对抗,关系紧张,美国只能通过以中国为突破口来离间中苏关系。为此,美国决策层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即由二战后的“介入政策”转为“脱身政策”,脱身国民党政权,撒手台湾,考虑承认新中国,利用间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来拉拢中国,阻止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领导和主持下,“楔子战略”诸多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政策上的主观失误,具体过程并不顺利,中共的“一边倒”政策加强了美国政府内部反对实施“楔子战略”的力量,并与国会中的反对派和院外援华集团相呼应,迫使杜鲁门政府做出了许多不利于“楔子战略”的决策和行动。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使原本脆弱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恶化,也使杜鲁门政府内部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意见越来越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领导人没有放弃制造中苏分裂的打算,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即由开始的怀柔政策转向压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苏同盟的最终破裂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全面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压力,使苏联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争取国际经济支持和军事援助的唯一来源,这让中国对苏联过度依赖。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必然会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产生矛盾和碰撞,为此后两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楔子战略”从1948年至1953年一直贯穿于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决策和行动后面都有“楔子战略”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楔子战略”是杜鲁门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当时中美关系的主导力量之一。“楔子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中一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杜鲁门政府中有两位著名的主张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和迪安·艾奇逊,他们不仅在杜鲁门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观、政治观(尤其前者)更是美国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了很大作用。“楔子战略”的形成和实施主要就是受这两个人的影响,因此,“楔子战略”在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中集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分裂中苏的思想以杜鲁门政府的“楔子战略”为肇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时期得到了延伸和发展。一方面,可以从后两届政府分裂中苏的政策中看到“楔子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的诸多因素又使每一届政府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肯尼迪政府都注意观察、分析和利用中苏矛盾来扩大中苏分歧,他们的政策依据与理论根源均来自于杜鲁门政府时期所实施的“楔子战略”。通过对这一战略的调整与创新,分裂中苏的思想得以延续与发展。